“发烧”的肉价“高企”的菜价“跟涨”的大宗商品“待涨”的水电油气……当前物价虽已“高位回稳”，但“控物价”形势依然严峻。
粮食丰产，食品却领涨；产品提价，企业仍喊亏；两头诉苦，中间直喊冤面对扑朔迷离的物价矛盾，代表委员们寻根究源建言献策。
“粮食丰产了，食品却领涨”如何减轻百姓“餐桌负担”？
“排骨一个月一个价，最高时每斤涨到30多元，菜米肉也赛着跑上涨，口粮开销占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说起“一日三餐”的花费，北京西城区居民张秀英直叹“太贵”。
在新一轮物价较快上涨中，食品价格被视为“领头羊”，让百姓感觉“餐桌负担”越来越重。
全国人大代表纺织女工张晓燕深有感触地说，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消费主要花在“吃”上，感受更明显。“现在早饭吃一碗馄饨和一套煎饼果子要八九块钱，比前几年涨了一大截。”
央行发布的2011年第4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8.7%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高，难以接受”。
百姓感受背后有统计数据支撑。去年8月以后物价涨幅虽然开始回落，但全年5.4%的涨幅仍远超年初4%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
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为何食品价格仍大涨？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委员认为，“表面上看农业丰收了，食品价格不存在大幅涨价的基础条件，之所以出现急剧攀升，与去年的投机性炒作一直以来粮食生产结构性弊端，以及调控预警相对滞后都有关系。”
那么，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控物价”与“增收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CPI”的尴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减轻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调控和监管，消除季节性结构性农产品短供，严防投机炒作。”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说，“同时还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代替散户种养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竞争能力。”
“产品已提价，公司仍喊亏”如何减压企业“成本上涨”？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已年近七旬，她常常逛菜市场，也感觉当前物价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十年前每吨1000多元涨到4000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 ”刘乃兰委员说。
对于成本推动，青岛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代表也深有同感。她说，作为一家主营纺织服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去年仅用工成本就增加20%。
融资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业转嫁和推高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由于银根收缩，贷款指标竞争激烈，银行变相“抬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增，企业只能给产品提价。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性通胀”。欧债危机发酵，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一些国家滥发货币“救市”，对国内物价上涨形成潜在支撑。
“如果一些企业难以转嫁上升的成本，必将面临生存压力。”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王爱俭代表说。浙江省工商联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省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成本提升30%左右。尽管部分企业产品提价，利润仍然被“摊薄”。
“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郑新立委员认为，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产品提价对物价的冲击。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认为，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向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4毛钱6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2元4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委员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这一点也得到刘乃兰委员的赞同。她说，流通环节多，不仅导致层层加价，而且增加了损耗人力等成本，成为推高食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三分之二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各种罚款更不用说。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国内物流总成本在GDP中占21.3%，而发达国家仅为10%左右。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