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5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正式通过专家组报告，裁定美国针对中国禽肉产品所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单方面修订其国内法律条款。这是一起中国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挑战美国国内立法的成功案例
李泳
早在2007年伊始，美国通过年度拨款法案以及一系列相关措施，致使中国禽肉产品无法顺利出口美国。2009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09年综合拨款法》，该法第727条规定:“根据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拨款不得用于制定或执行任何允许美国进口中国禽肉产品”。
针对“727条款”，中国于2009年4月17日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磋商程序。在磋商阶段，双方就上述的“727条款”是否违反WTO规则展开了激烈的辩争。中国指控美方所实施的“727条款”及其他相关措施违反了WTO《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农业协定》的规定。虽然中方秉承最大限度的诚意与美方进行了多次的磋商沟通，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为此，中国于2009年6月23日向WTO争端解决机构请求设立专家组。
在专家组审理阶段，中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方在书面陈词中严正指出:美国借助一纸“727条款”所采取的一系列禁止确立或实施任何允许中国禽肉进口的措施已严重损害了中国在《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项下最基本的权利，即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取消一般数量限制原则，因为美国对来自中国进口的禽肉产品拒绝适用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正常的核准程序足以明显构成武断和不正当的歧视，违反了WTO规则。根据WTO《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的规定，各成员方应确保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基于科学依据，在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应停止使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但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禽肉产品设置较高的保护水平，且争议中的措施仅仅限制试图获得输美禽肉产品的中国，这显然是对中国的歧视，而且这种歧视是武断的或者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对从中国和其他WTO成员方进口的禽肉产品采取不同的处置程序，无任何科学证明、风险评估或其他正当合法的理由，这显然是歧视性做法，导致了中国禽肉产品无法正常对美出口，严重损害了中国禽肉业的正当权益。
针对中国提出的各项丝丝入扣的合理诉求，美国则多方进行狡辩。美方声称:本案的焦点在于食品安全问题，美方实施“727条款”是出于食品安全需要而实施的临时限制性措施，因而上述措施并不是武断的、歧视性的；中方错误地将“727条款”解读为“不予准入”，而这是美国农业部针对禽肉产品进口实施的正常的核准程序。
经过长达一年的审理，2010年9月29日，专家组向成员方发布报告，裁定美国禁止中国禽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违反了美国对世贸组织的相关义务。专家组报告裁定:第一，中国所提出的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诉讼请求属于专家组的职权范围，驳回了美国的请求；第二，专家组裁定美国“727条款”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条第1款之规定，因为美方违反了该条项下应尽的给予中国禽肉产品的最惠国待遇标准的义务；第三，专家组裁定美方违反了《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1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美方“727条款”的实施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产品。由于美国在规定的期限内并未提出上诉，因此WTO争端解决机构于2010年10月25日通过了专家组报告，这标志着中国经过激烈抗争，终于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取得了完胜。
维护国家权益任重道远
在本案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其一，要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善于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合理“维权”，要打主动仗。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对中国实施了形式多样的贸易限制措施，“727条款”就是明证。我们要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构这一平台，合理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维护自身利益。我们要以本案为契机，深入研究WTO的法律规则，掌握好诉讼策略，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突破贸易保护措施封锁，使自己从“应诉方”的被动角色转变为“申诉方”、“上诉方”的主动角色，实现从贸易摩擦主要受害者到有效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利益的强者角色转变。
其二，我们要设法使“形式上”的胜诉转化为“实质上”的胜诉。本案最大意义就是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平台，运用WTO规则，在立法层面给美国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美国最终修改了国内立法。目前中国禽肉产品要出口美国仍有待时日。这一方面是因为美方苛刻的检验检疫标准，更重要的是中方出口企业迟迟不能准入美方设置的检验检疫程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对美国禽肉产品限制进口措施案虽然以中方胜诉而告终，但笔者认为本案对美国贸易保护反击的象征性意义更大，短期内尚难实现实际的贸易效益。许多后续问题仍有待政府各主管部门和企业界与美方沟通、协调，方能变“虚无”为现实。总之，中国在利用世贸组织规则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维护国家权益上仍任重道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