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如何重构社会道德体系、挽救社会信任危机，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广东省总工会近日表示，若见义勇为职工的权利受到损害，工会将无条件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人皆有良善之心，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也没有被颠覆，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可能并不是一个真命题；而且，道德倡导在中国也从未停止过，从幼儿教育开始，道德素养的培育一直都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今天中国社会正面临的道德危机提醒了我们，让普遍的道德准则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仅仅依靠说教是不够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在价值层面的道德认同与道德行为之间，必须实现无缝连接。
而这个连接机制，正处于断裂之中。知行合一，需要正向的激励机制。在道德问题上，这表现为践行道德准则能得到来自全社会的鼓励；而践踏道德准则，则会招致某种“惩处”。此类“惩处”，既包括舆论批评，也包括对败德行为的实际处罚。最底线的要求，是对道德行为形成实质性保护。
道德大致分为两类：公共性道德和私己性道德。公共性道德约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行为，避免一个人对他人造成实质性伤害，如坑蒙拐骗。私己性道德约束个体行为，如见义勇为，这是个体基于内心的道德准则而衍生出来的利他行为。概言之，公共性道德是一种底线道德，即要求个人不会故意伤害他人，而私己性道德层次更高，要求的是个体帮助他人。奉行公共性道德，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不可逾越也无所谓奖惩。而奉行私己性道德，能惠及他人，理应受到社会的鼓励。如果奉行私己性道德比如帮扶他人，竟然招致讹诈，就会出现不利于社会的后果，激励行善的机制也势必运行不畅。
反观如今的社会现实，食品安全问题等现象构成了对公共性道德的挑战，倘若在制度层面上不能有效遏制这些行为的话，公共性道德就会崩溃，形成道德的逆向选择，令讲道德变得可有可无，而不讲道德则能谋取更多自身利益。这将削弱道德的感召力，给个体践行私己性道德形成消极影响。在私己性道德层面，正向激励与负面激励现象是并存的，如杭州的“最美妈妈”受到了广泛赞誉，而帮扶路人遭到讹诈的现象也并不鲜见。正向激励与负面激励何者会成为影响民众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每个人对行为风险的考虑。
如果民众对帮扶他人可能会招致的风险并不畏惧，负面激励就不会发生作用。而民众会否畏惧这种风险取决于其自身处境。假定个体都具备同等的道德水准，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人，顾虑会小一些；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人，就会对帮扶行为踌躇不前。事实上，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令普通民众处于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中，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是相对较弱的。在这种条件下，让民众普遍冒着被讹诈的风险来帮扶他人，并不现实。
故而激励民众自发地践行道德准则，要在三个层面上下功夫。第一是对公共性的败德行为坚决遏制，第二对私己性的道德行为大加揄扬，第三也是最底线的要求，绝不容忍道德行为遭人构陷。广东省总工会提出对见义勇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落实的是一个底线要求。道德的风行，仅仅依赖说教是远不够的，类似举措的广泛推行至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