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必须引起每个协会和生产、流通企业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部署。按照政府的要求做好检查落实。”此后，中国酒类流通协会4月31日下午与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剑南春、水井坊、汾酒等企业的高层领导进行了沟通，均表示支持拥护政府决策。“我们更加希望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行业的龙头企业能够站出来，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表达近期不调价和保持市场稳定的意向。”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关于“约谈”举措的法规依据要追溯到国家发改委2007年颁布实施的《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其中规定对于出现“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市场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社会集中反响强烈的价格、收费问题”等8种尚未构成价格、收费违法行为的情况时，国家发改委可采取公告、会议、书面通知和约谈等多种方式予以“提醒告诫”。
对于本轮约谈的初衷，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4月曾公开回应，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企业的一个主要缘由是，3月份以来，陆续有日化、方便面、酒类等企业在媒体上发布涨价信息，推升了市场的涨价预期。个别地方出现了居民的小规模抢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说，“约谈”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可能存在的以涨价为目的的违法行为，政府没有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定价。“涨价是企业自己的行为，但应充分认识企业行使自主定价权一定要服从国家大局”。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室协理陈功儒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会配合政府延缓涨价，但是面粉、棕榈油等各项原料价格以及运输成本持续上升，对利润产生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富强面粉价格上涨15%左右。大连期货市场棕榈油价格去年初每吨约7000元，年底则接近1万元。另外，国家发改委决定4月7日起，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500元和400元，而今年2月已宣布上调汽、柴油价格。
联合利华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说：“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目前国际油价已从去年的5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00多美元，洗涤用品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价格已涨了六成，塑料包装也涨了六七成，肥皂等产品要用的植物油价格也涨了五成以上。无机类原料涨幅在40%-50%。”
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对记者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作为国家层面最高管理部门的组成部门，即便只是简单的座谈会，被约谈企业都不得不高度重视，复杂理解潜台词。不涨价协议虽然是企业自愿签署，但实质也是一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
而就约谈的效果，普通消费者的体验是，约谈之后，市面上确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商品价格上涨，似乎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开始闭口不谈涨价之事。但很快另一些现象开始发生：产品瘦身、质量缩水。有评论一语中的：在无法避免成本上扬的情况下，可能管得住销售的末端，但有可能催生部分商家不得不为的是“质量和品质的下滑”。
联合利华被予以200万元的首张罚单被视为“杀鸡儆猴”的举措。然而，只是原计划4月初调价推迟了5月底。对此，发改委有关人士回应，企业涨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老百姓可根据价格不同自主选择商品。
争议
谈到“约谈”，吴庆认为，企业的价格应该企业自己定，而消费者可以用手中的钞票做出自己的选择。放开价格、管好货币，应该成为所有政策制定者应该遵守的基础。
吴庆分析，除了垄断性行业之外，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市场都是买方市场，特别是小企业也可以参与的市场中，已经充分竞争，而且替代产品繁多，不必担心谁会刻意涨价。出于市场占有率的考虑，涨价是企业非常谨慎的行为，往往是迫不得已之时才会最后选择上调终端价格。
在吴庆看来，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抑制物价有失公平。“通胀已经形成的时候，涨价不是最坏的选择。对抗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管好货币，管好需求。现在采取管价格的措施，本来成本已经上涨很多，但规定成本不能涨，就会造成兰州拉面吃不饱了，可乐‘瘦身’了，包子没办法吃了，虽然价格没变，但品质降低了。还可能带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设备更新缓慢等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吴庆强调说，“约谈”是政府直接干预到微观层面的行为，用微观干预取代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举措只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类，“约谈”既非货币政策，也非财政政策。
王远鸿表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际国内都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在各方面物价上涨预期很高的特殊时候，政府有必要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必要的手段，抑制物价上涨面的快速扩大，已达到稳定预期，避免出现跟风的目的。
“其实大家有争议和担心的是政府出了手，就不放手，让约谈常态化，成为今后执政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权力部门寻租和扩张权力的办法。”王远鸿说。
王远鸿认为，在市场氛围相对正常的环境下，消费者是可以用钞票做出选择。“但在市场涨价预期不断强化的环境下，如果不抑制涨价面的扩大，消费者将不得不面对全面的价格普涨，作为个体消费者难以用钞票改变这种状况。物价上涨时，单个的消费者受损一定是最大的，尤其是中低收入的人群，相比较而言，企业应对和转嫁能力更强一些。”
王远鸿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都是有边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但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本身，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偶尔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