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云
最近猪肉价格未见回落，而部分蔬菜和鸡蛋等食品价格再次冲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关注。就调控物价而言，首要的政策工具自然是货币政策。笔者以为，由于货币政策的偏颇和我国金融系统存在固有缺陷等原因，导致了今年以来紧缩货币政策并未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相反还产生了部分诱导物价上涨的因素。
首先，货币政策中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使用频率较高，而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工具使用偏少，这种政策组合一方面没有很好地抑制投资与总需求，另一方面还导致了总体的投资效率降低，可能会助推物价上涨。
虽然今年央行3次加息，就全球范围而言，我国利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但相对于国内较高的物价涨幅而言，资金的使用价格(利率)仍然偏低。由于在通胀背景下，企业倾向于扩大投资，从而从实物资产的升值中获利，因此偏低的利率显然不利于抑制投资和总需求，加息对物价的调控效果并不明显。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负利率”还导致储户的存款缩水，因此老百姓而只能采取存款搬家的办法实现保值增值，这使得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地下钱庄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由于目前社会总体流动性仍然十分充裕，即便通过数量型工具回收部分流动性，社会融资总额依然偏高，流动性过剩问题难以解决，而且居民投资渠道过窄客观上还推动了投机炒作的盛行，加剧了物价调控的压力。
其次，在数量型工具方面，今年央行一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了历史最高位，但由此带来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却比较突出。在信贷投放紧缩、利率扭曲的背景下，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与业绩，而是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规模、个人关系等有密切关系。不少报道已经显示，部分主业不精的企业不仅通过银行和资本市场获得大量融资，而且扮演“倒爷”的角色，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谋取巨额利润。
资金配置的错位，一方面导致了部分投资效益偏低的企业获得了大量资金，因而降低了全社会的总体投资效率，总体生产成本必然提高，因此导致物价进一步攀升。资金的错配，还导致了部分企业被迫接受利率较高的委托贷款、民间借贷等，而这些非正规渠道的融资成本极高，民间借贷年利率普遍已达20%—30%，甚至更高。高昂的融资成本无疑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负担，由此导致了产品成本的提升和价格的上涨，其恶果最终由全社会承担。与此同时，民间高利贷还会导致企业融资出现逆向选择——越是高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越是倾向于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而经营稳健的企业反而不敢借助于民间借贷。这种逆向选择也可能会导致资金的错配和投资效率的降低，因为加剧企业投资风险和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中存在的偏差，已经使得流动性总量控制效果并不理想，资金配置效率偏低，部分企业融资成本畸高，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笔者以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当务之急是通过适当加息、采取保值储蓄等措施，迅速扭转负利率局面，促使资金逐步沉淀，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此外，政府还应该尽快鼓励与规范民间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加大正规渠道的资金供给，并强化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让民间资金的利率逐步回归合理区间，降低部分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