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过快上涨害处不小，既侵蚀了居民财富，也给中低收入者生活带来冲击，因此，稳定物价总水平无疑是当前首要任务。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物价的适度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因此，对于物价上涨的危与机，我们应客观看待。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避免价格过快上涨伤害群众，又要避免阻碍价格机制发挥作用。
今年以来，CPI节节上涨，稳定物价总水平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物价过快上涨害处不小，既侵蚀了居民财富，也给中低收入人群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少影响。因此，稳定物价总水平，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却也提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市场必然释放一部分价格上涨的因素。同时，价格机制的完善和物价的适度上涨又将反过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因此，对于物价上涨，应客观全面地看待，既要避免价格过快上涨伤害群众，又要避免阻碍价格机制发挥作用。
不能忽视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者的冲击，既要加大补贴力度，更要努力帮助他们增收
物价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众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物价上涨，在中低收入人群中会形成一种“蛛网效应”——越是中低收入人群，面对物价上涨，越是会节省衣着、旅游休闲等方面的支出，食品方面支出的比重则会进一步增大，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对他们的冲击会非常明显。因此，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政府要格外重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这急需政府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增加对大学生和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近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呈现增长乏力的态势。政府除了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补贴之外，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也十分必要。他认为，在推动居民收入增长方面，政府可以有所作为。比如，进一步落实《劳动法》、完善工资形成机制、加大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等等。此外，政府还应破除部分行业的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27个省份已经启动了救助标准与物价联动机制。按规定，短期物价上涨，将对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贴，持续物价上涨，将提高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补贴标准要保证不低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实际影响。
专家指出，在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救助、促进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前提下，物价上涨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冲击会有所减小。而物价上涨因素的合理释放，恰恰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只要能有效减少通胀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冲击，适度的物价上涨可以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契机。
经济结构中存在的许多矛盾，都是因为人为扭曲或者压低价格所致，适度容忍物价的上涨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
刘元春认为，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价格释放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原先很多隐形的成本，比如土地、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以及环境成本并没有纳入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当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这些成本逐渐显现，自然会推高物价总水平。
他还表示，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城市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其工资水平必然上涨，这也导致了物价总水平会出现上升。
“即便是抛开货币政策因素，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物价水平其实也会出现温和上涨。”刘元春说。
专家分析还指出，经济结构调整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从第二产业为主转变到第三产业为主。由于第二产业基本上是可贸易部门，产品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从生产效率最高、价格最低的地方获得；而第三产业基本上属于不可贸易部门，难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相应服务。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总体生产效率降低，也可能使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
李义平指出，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虽然政府不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增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真正推动结构调整的，还是市场机制。而价格是市场机制中最基本的信号和调节机制。经济结构中存在的许多矛盾，都是因为人为扭曲或者压低价格所导致的，因此，适度容忍物价的上涨，将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刘元春认为，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低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已经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较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补齐农业短板、拉动内需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产品与食品价格上涨过快，近年来一直是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同比增幅达到了20.1%。
刘元春认为，农产品价格和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较大。首先，这可以化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其次，有助于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最后，农产品价格上涨还有助于夯实农业基础。
李义平指出，今年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这说明物价上涨还不仅是一个金融学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产品供给结构上出了问题。长期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经济增速，工业项目大干快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业，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流失非常严重，农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
“应该说，价格上涨带来的这种调整是积极的。这也提醒政府，今后要持之以恒地重视农业发展，把更多的生产要素配置给农村。”李义平说。农产品的种植（养殖）规模取决于上一期的价格，而当期一旦种植之后规模无法调整。在农田水利建设不完善、农业规模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受天气因素影响，产量会有较大的波动，这给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波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民很难科学地确定合适的种植规模。
因此，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把水利建设搞好了，才能减少不确定性，也才能保证农产品正常供给。可以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有助于农业投入的和农产品供给的增长，有助于推动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平衡。
刘元春还指出，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快速增长，为增加居民消费奠定了基础。从长远来看，这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国内消费市场、促进贸易平衡都有积极意义。
资源能源价格上涨有助于遏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我国贸易结构已出现明显改善
今年上半年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郑新立认为，能源、资源价格上涨过快，主要是输入性通胀所致，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在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共同作用下，对经济结构调整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郑新立认为，这些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遏制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出口，促进我国外贸的平衡，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逐步向内需拉动型转变。而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迫使企业转型升级，转向产业链上更高端的环节，并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冲击。
国家发改委报告指出，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已出现了将产业向国外转移的动向。有的出口企业开始将生产环节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而将总部和研发部门留在国内。海关总署的统计也表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上也出现了明显改善，一般贸易进出口形势明显好于加工贸易。
郑新立还指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也提醒我国必须建立防止其价格暴涨的“防火墙”。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利用好巨额外汇储备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海外一些能源资源企业参股、控股；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用好本国资源，在煤炭液化、气化技术已成熟的基础上，加大国内煤炭清洁利用力度。
“当然，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通过自主创新，使我国的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逐步向知识密集型转变。”郑新立说。
刘元春认为，今后我国还要在合适的时机，加快能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能源、资源价格得到更真实的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才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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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让价格杠杆撬动经济转型
沈寅
经济发展中，有很多现象让我们感觉不合理，我们总呼吁要改变它们。
比如：为了保护农民积极性，我们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大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多项补贴的力度，可还是有许多农民放弃耕作进入城市打工，导致城市人口剧增；
许多的中国小企业消耗着大量能源资源，生产着优质廉价的商品用于出口，自己的利润却只在3%左右甚至是零利润，却还顽强地坚持着；
我们用优质商品换回的外汇积压在央行，在手中美元日益贬值的同时，还被迫增加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反而造成了市场上资金流动性过剩，引发商品涨价；
中央反复要求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每年都把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企业，可工作推进难度不小；
中央大力提倡节能减排，减少“两高一资”行业投资，可“十二五”以来，各地节能减排形势并不乐观，有的高耗能行业甚至还出现了不减反增的趋势；
……
为什么我们想要的，和实际结果常有反差？
仔细想想，其实原因很简单——价格机制不顺，导致污染产业和低端产业有利可图。
经济的逻辑就是如此，从农民的思维看，因为农产品价格太便宜，打工赚钱比种地赚钱多，所以选择打工。从企业的思维来说，不用管产能是否落后，也不用关心是否能耗高，只要有利可图，它们就会前赴后继。并且，有利可图的根源不在于产出的高附加值，而在于成本太低。
构成企业成本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金、土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环境等。我国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长期偏低：便宜的农产品价格挤出了大批便宜的劳动力，便宜的劳动力生产出相对便宜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加上便宜的能源和低廉的环境成本，使得大批低端产业和污染企业有利可图，导致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根本扭转。
如今，随着物价的上涨，我们已来到了改变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岔路口。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观察，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有助于平衡城乡发展，而劳动力、原材料等各项生产要素的上涨，能将落后的污染的低附加值的企业逼出市场。
不过，必须重视的是，物价上涨同时也损害了低收入者的利益。面对两难选择，该怎么办？笔者以为，只有保护好了低收入者的利益，我们才能更从容地面对价格上涨。
因此，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做好低收入者的补贴工作，大力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减弱物价上涨对他们的冲击。在此前提下，提高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更充分地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让“两高一资”和低附加值企业无利可图，让长期吃低成本饭的企业退出，让国际收支渐趋平衡，让企业主动转型升级。
强制性的政府指令调控，不敌内在的利益驱动，比起三令五申，市场之手润物无声更加有效。
如今，市场已经出手，我们可别轻易错过了调整机会，保护好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保证市场之手充分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