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实际工作和现实社会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
日前，几位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老中青三代聚在了一起。话题落到“三农”上，大家谈兴甚浓。老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统筹城乡、强农惠农，能有今天这个认识，能有今天这样的力度，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过来人”的感受是，农村发展总是在“矛盾——改革——争论”中前进的。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矛盾是温饱问题，可是“以粮为纲，全部砍光”，对农民生产经营限制很死。直到70年代末期，一篇写榆林划给农民荒地植树种草的小消息，就引起激烈争论。应当说，当时抓粮食生产的行政力度是相当大的，可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后来，农村改革在争论中突破。再后来，农副产品市场究竟放开好，还是不好？争论也很大。当时，鸡蛋从生下来到百姓菜篮子里，要转一两个月。因此，副食品商店都有一个照鸡蛋的小装置，对着光瞧好了，没散黄再往回买。后来水产品市场放开了，鸡蛋也放开了。电视台记者拿着还带着体温的鸡蛋对观众说，这个鸡蛋两个小时后就能进入市场，走上百姓餐桌。这条新闻引起了总理的关注和肯定。
实践反复证明，国家命运和“三农”命运紧密相连。而“三农”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千方百计缩小城乡差距。新时期已连续出台8个1号文件，支农惠农力度逐渐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可以说，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统筹城乡、反哺“三农”的大方向上没有争论，但实际工作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各方面说的基本一致，可做的却步调不一。近来两个现象最为突出：
一是侵占耕地问题。如今，土地是最值钱、最让人兴奋的东西。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可是，如果有人盯上了哪块地，经验证明，家庭经营的主体——农民经常说了不算，土地所有者——村集体也经常说了不算。相当多的时候，甚至国家说的“18亿亩红线”也不算。而且这已见怪不怪。
另一个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一出现波动，总是城里的声音大，农民的声音弱。几十年来，各方面价格都涨成这样了，城市工资也涨了这么多，农产品涨点价也是合理的。如果搞农业划算，为什么农村人还在往城里跑？多数人种地，少数人消费，这种格局不根本改变，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难免的，这已不是什么“怪圈”。
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宏观改革仍需推进，农村改革仍要深化。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执政理念上彻底清除挡在城乡之间的那道城墙。这是“三农”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其实也是个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