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馒头不是玉米做的，是色素染的；标明当天上市的馒头也不是当天上市的，是改了生产日期的回收馒头。最刺激的是，这丑闻不是出自街头小摊，而出自大牌超市。就跟问题奶粉出自大牌奶企，瘦肉精猪肉流入堂堂双汇一样。
没什么靠得住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个中央机关食堂一旦对外开放，市民会蜂拥而入。他们眼馋的恐怕主要还不是便宜，而是特供食品的安全。特供才安全，至少在食品层面，这无疑已经成了社会共识。
是我们的大牌企业没有提供安全食品的能力么？非也。中国出口港澳地区尤其发达国家的食品，品质无可挑剔；出口日本的食品，品质之佳甚至超过欧美。是我们的政府不重视吗？非也。三鹿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很快组建了李克强挂帅的食品安全委员会，誓言要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改善食品安全状况，使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声势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但，都没用，问题食品照旧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以至对问题食品的恐惧，几乎深入每个人的骨髓。今年“两会”上，王岐山副总理就坦然承认，虽然在政府层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不重视的，没有不知道的”，问题的解决却仍“将是长期的。”
可是，总不能等到长期之后才吃吧。吃是最基本的民生，最应该首先得到保障。如果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都长期难解决，其间会有多少问题食品肆虐？会有多少受害者？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那么纵然怎样宏伟的工程，怎样漂亮的数字，对受害者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既要做长期打算，更要有刻不容缓的决心。刻不容缓不能是空话，需要强大的机制保障。而这，恰恰是最致命的问题，即并没有一个能够跟刻不容缓的决心对接的强大机制。不能不承认，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能调动的资源都调动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用的招都用了，但是体制框架内的所有努力最终都是白搭。于是，明明应该更强调刻不容缓的事，只好主要强调其艰巨性长期性。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必须承认，现有体制框架根本就无法胜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任。或者换句话说，现有体制框架，根本就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体制框架。食品安全问题是什么问题？归根究底，它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一个能够满足社会治理要求的相应体制。而我们的体制框架，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在过去，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在当下，它主要是为GDP服务，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
这才是症结所在。一个不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而存在的体制框架，再加大它某方面的能量，既然药不对症，又能有多大作用呢？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当做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相应地，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否则，只管维稳和GDP，荒废了社会治理，治理问题必然越积累越多，有如不断攀高的悬河。越拖到后来，代价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