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标志性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主席称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基因经济、饲料和粮食产品的三驾马车”。若三系杂交抗虫棉、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近期能实现产业化不仅会有力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将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必须以科学评估依法管理为基础
如同许多新兴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发展中潜在风险问题，特别是生物基因跨物种转移是否会对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也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因此对转基因生物实施安全管理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多年来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均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指南。但因国情不同，农业、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亦有差异，各国也制定了旨在保障安全并符合本国利益需求的相关法规。
我国一直坚持在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不断强化生物安全管理。早在1996年我国即颁布了转基因安全评价的部门法规，成为国际上较早实行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国家之一；2001年国务院又正式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管理模式上我国综合借鉴了美国和欧盟的做法，既针对产品又针对过程，力求在科学评价、依法管理，确保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研究、推进应用；在制度设计上则强调符合国际惯例、适合我国国情、维护国家利益。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实现了有法可依，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有以下特点：
第一，制度设计。建立了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的许可审批和标识管理制度，实现了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管理。国务院批准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部牵头，科技、卫生、环保、商务、质检等10个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政策和法规问题。
第二，评价体系。安全评审工作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安委会委员由有关部委推荐，农业部聘任。安委会现有委员60名，分别来自农业、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保、质检等7个部门，涵盖生物技术、食用安全、环境安全、微生物等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广泛的代表性。评价中遵循科学、个案、熟悉、逐步的原则，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
第三，技术支撑。转基因安全研究先后列入国家863、973计划和重大科技专项，开展了包括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评价、预防以及生物长期效应在内的广泛研究。经多年建设，已有35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机构经过国家计量认证和农业部审查认可，研究制定了62项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标准。
也应看到，过去国际上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争议，并非对生物安全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也是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宗教、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反应。为维护自身农业发展及贸易利益，各国也通过制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法规，或设置相应的技术壁垒，在角逐和博弈中求得保障安全和维护国家权益之间的平衡。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5年，尽管传闻不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许多国家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转基因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加工食物的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每年全世界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确未发生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事件。因此，应当肯定：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这一点，正是我国努力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的依据和基础。当然，如同对待所有高新技术一样，对于转基因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性风险，特别是“非预期效应”，仍应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安全评价和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转基因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完善，其安全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坚定不移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在经历了技术成熟期和产业发展期之后，目前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目前，全球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进入田间试验或市场销售，但绝大部分核心技术仍为少数跨国公司所控制。跨国公司以基因专利为重要资产和主要竞争手段，从原来单一生产化工产品转向生产转基因农产品，并通过兼并种子公司进行产业结构重组，抢占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机。据统计，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了81%（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约为50%）。以孟山都公司为例，2009年研发投资高达11亿美元，产值达到了113亿美元，其中95%来自生物技术产品。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农业经济与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围绕基因、人才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已日趋白热化。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科技核心竞争力和新兴产业的经济增长点。若技术、资源进一步向跨国公司集中，其垄断优势将逐级放大，甚至有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命脉。反之，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发展机遇、加快自主创新和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也有可能促进农业的振兴。
尽管目前国外研发的转基因作物尚未在我国种植，但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已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了巨大压力。例如，国外公司近年开发了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核心技术，这种大豆不仅有利于防除杂草危害，更有含油率高的优良特性（国外品种含油率高达21%，我国生产品种仅17%）。我国过去对转基因大豆的研发重视不够，也曾试图以“不发展转基因粮食作物”为由将其拒之门外。然而，由于近年国内食用油和饲用豆粕需求急剧上升，终于难以抵挡国外大豆潮水般涌入，进口数量逐年攀升，2010年已达5480万吨，超过国内生产能力的三倍以上。目前国内市场和加工几乎已为国外左右，整个大豆产业陷入了举步维艰、受制于人的困境。2010年，我国进口转基因玉米157万吨，玉米多年自给自足的局面已被打破。伴随我国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养殖业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玉米生产供不应求很可能成为新的突出矛盾。如何避免重蹈大量进口大豆的覆辙，应当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世界科学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技术的发展除了要不断克服技术上的困难以外，也要面对各种质疑和争议，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转基因技术发展也是如此。在全球转基因品种开始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后不久，1998年起媒体上就爆出“大鼠免疫功能下降”“美洲斑蝶死亡”“玉米基因混杂”等一连串“事件”，引发了持续多年的激烈争议。尽管这些传闻由于缺乏足够证据最终被科学界和有关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机构一一否定，但发人深思的是转基因技术随后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出于国际战略考虑，抓住技术发展机遇并抢占了产业发展先机，迅速成为转基因产业的霸主；不少欧盟国家却受到复杂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长期陷入对转基因虚幻的恐惧，结果痛失了早年生物科学发展优势，落到新兴转基因生物产业大潮之后。如果不以产业化为引导，科学技术也无法实现突破和创新，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我国农业生物育种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关键要看能否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化。尽管我国转基因育种的整体实力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但目前在棉花、玉米和水稻转基因技术的某些方面已居国际前列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已有一批实力强、管理好、研究开发后劲足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在种业创新的搏击中脱颖而出。应当坚信，只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在制度、资源以及人才与技术上的优势，大力推进转基因研究和新品种产业化，一定能够增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带动转基因育种整体水平提升，逐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之，如果囿于“转基因安全”争论而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就将失去这一难得机遇，让积多年努力形成的研发优势得而复失，最后也难以阻挡国外转基因产品的涌入，不仅农业发展会受制于人，还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