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乳品行业而言，那个叫做三聚氰胺的有毒物质，是永远无法祛除的一段耻辱与阴霾。三聚氰胺造就的结石疼痛，可能随着药剂的注入而逐渐消散；一段有关生命安全的三聚氰胺新闻，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当毒奶粉阴魂不散，荼毒生命的罪恶总是不惮以重复的方式上演时；当赔偿基金运作成谜，救赎罪恶的药方也逐渐陷入信任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时，我们的生命安全乃至公共信任又该如何救赎？
2008年“婴幼儿奶粉三聚氰氨”事件30万患儿后续治疗费用赔偿基金情况近日遭到媒体质疑，中国乳协通报11.1亿赔偿金赔付情况，称已有27万名患儿家长领取赔偿金。但死亡赔偿等关键问题未有清晰账目。（6月8日中国网）三聚氰胺事件已去三年，公众仍有隐痛存焉。不仅因为涉案乳品企业多已健步如初，而一众患儿却仍然遭受着病痛之苦；还因为三聚氰胺俨然已成为乳业安全的“公害”，时不时蹦跶出来的三聚氰胺，早已让公众对国内乳业安全的信任土崩瓦解。现在，连救赎乳品安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三聚氰胺赔偿基金，也俨然成为了淤堵乳品行业公共信任的心理结石。
在三聚氰胺事件发酵之初，提出设立赔偿基金，通过建立救济赔偿基金的方式，解决涉及数万患儿的赔偿纠纷，这在受害者众多，通过个案诉讼赔偿存在诸多现实困难的情境下，不仅解决医疗费而且给予补偿的赔偿基金模式，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在当初称为“最佳途径之一”的举措，如今似乎正遭到人为的扭曲。该医疗赔偿基金在这两年多时间里的赔偿明细情况、管理运作方式均已成谜。尽管针对媒体质疑，牵头负责赔偿基金的乳制品工业协会已做通报，但各个责任企业承担的赔偿金数额、款项到位的凭证，以及死亡赔偿等关键问题仍未有清晰账目。
按照国际经验，任何数额庞大的社保基金都会定期发布报告，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对赔偿基金的管理，往往由受害者代表、律师、会计师等多方公众参与，互相监督最终确保基金能得到公平有效的善用。而反观此次赔偿基金事件，不仅曾经努力追踪基金运作情况的法律界人士无功而返，甚至当记者追问基金运作情况时，还被一些机构负责人以“国家机密”拒之门外，其后该协会的回应，也显然对具体运作语焉不详。
当脱离了行政主导模式的社会赔偿救济，也成为“国家机密”时，公众对乳业救济的公共信任便已成忧。建立社会公共基金，本有利于摆脱过往行政万能的主导模式，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引入社会公共监督，在社会透明监管的运行下减少行政腐败，让款项得到最大程度的善用。而此番三聚氰胺赔偿基金之所以能够神秘运作，却正是因为对公共基金的使用缺乏专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这就使本该介入其中的社会公共监督从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而传统的行政监督在社会公共基金面前又无处发力，最终致使该基金运作处于监管空白。
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当下，要彻底驱散三聚氰胺带给公众的心理阴霾，救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是一个方面，通过公共基金公正有效地救济、赔偿受害者，则是恢复食品安全公共信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此事件来说，建立监督机制、社会公共监督乃至行政监督双管齐下，定期公布基金运作状况，清晰问责等，只是短期应急之策；从长远来说，只有弥合了公共赔偿基金使用的法律空白，让公共基金的使用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行走，类似的赔偿基金运作才不至于被放空，三聚氰胺赔偿基金也才不至于成为乳业驱之不散的心理结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