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系列相关生死判决的立法、司法活动，广受瞩目。
5月至今，先有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一次性缩减了两成的死刑罪名；后有最高法高调提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最高可判以死刑。既有酒驾致人死亡的陈家，一审被判无期；也有驾车撞人后故意灭口的药家鑫，二审仍被判处极刑。
这些立法、司法活动，包含了对刑事罪名、量刑标准的增减与变更，以及具体审判案例。备受瞩目的同时，也触及到当下刑事法治理念的核心，亦即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指的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宽严相济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在欧美法治国家，这一理念也透过民意机构的立法、最高法院的审判、陪审团(法官)的裁决等不同层面得以体现。
当前中国，从宽而言，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比如死刑，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其的适用控制越来越严格，实际被判处死刑的人数不断下降。刑法修正案(八)更是从立法层面取消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
从严而言，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还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依法从严打击。这个层面来说，法律条文和司法活动从来不是生搬硬套、一成不变的，也不能完全与社会土壤脱节。比如，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两种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的量刑标准，并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以加大惩处、震慑力度。最高法、最高检在近期出台的解释中也明确，醉酒驾驶、飙车等行为将以“危险驾驶罪”量刑。
虽是法治之道，宽严相济理念在应用中还需格外观照两点。其一，避免两个极端，即在防止“死刑过重”的同时，也防止“生刑过轻”。当一方面使刑罚轻缓化，彰显人道；另一方面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以利于打击、震慑犯罪。
其二，严格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避免“缓刑等于不服刑”、“假释就是提前释放”等各式潜规则。否则，宽严皆失，动摇了法律公信，则化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和谐的长远目标也就无从谈起了。郑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