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统计数据为公共政策服务，这不是问题，问题是统计数据如何为公共政策服务。究竟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之前，提供真实的、有科学原理和方法保障的数量依据，还是在公共政策已经定调之后，“削足适履”地凑数字？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做法，其效果也完全不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居民消费支出的统计结果，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每月1123元，其中占比最多的前四位是：食品类月支出400元，交通和通信类165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136元，衣着类120元；而每月住房支出仅111元，排在衣食住行的末位。
这些数据一公布，即刻引起公众强烈反弹：在高房价重压之下，哪个城市的人可以凭区区111元解决住房问题？对此，有关专家回应称：现行统计的城镇居民居住支出不包括购房、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由于自有住房户占绝大多数，且该数据是一个全国平均数，因此“与人们的感觉有一定差距”。
住房开支怎会“节省”为“每月111元”？
也许统计专家有其专业依据，但咱们寻常百姓就是想不明白：仅仅因为在全国范围随机抽选了65600户城镇居民家庭，其中自有住房户比重超过80%，这部分居民没有发生租房费用，就可以认定他们在住房方面没有“现金开支”？这算哪门子道理？
如果调查全国所有人的消费支出，照这个“逻辑”，是否可以因为许多农民自己种菜种粮，就认定他们没有食品方面的“现金开支”，进而把城市居民的食品开支也给“平均”下去？请你照着自己对实际生活的真实观察和体验来想，这些自有住房难道不是花了高价买下来的？许多城市年轻人难道不是搜尽家底，动用双方父母养老储备，刚刚够了首付，还欠着十几、几十年按揭贷款在一个月一个月连本带息“支出现金”？统计专家即使不算他们买房首付的“现金支出”，至少也该把每月还款算进去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同百姓感受大相径庭，这不是头一回。2009年全国房价暴涨，但它发布的数据却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平均上涨1.5%”，成了笑柄。时隔一年，国家统计局又将全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开支“节省”为“每月111元”。它为何老是在同住房有关的数据上犯有违常识的“低级错误”？原因无他，只因为数据从来都关系到相关公共政策的权衡取舍。2010年的旧账不算，我以为，只要看看“居民人均每月住房支出111元”这个数据用来干什么了，就可以明白——
前不久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提出了个税工资薪金免征额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000元的方案——为什么是3000元，而不是百姓普遍期待的5000元？按照财政部的解释，3000元个税免征额的计算依据是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结果，2010年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3元/月，按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3人计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为2167元/月。
采用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个税免征额的参考依据，说明我们已经承认国际通行的个人所得税立法原则，即“人民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得征税”。问题是不是在于，原则已定，3000元的起点也定下了，其他“现金开支”又无法压缩，于是统计专家只好拿“住房开支”做文章？哪怕离百姓真实感受十万八千里，明知道一旦公布又要成为笑柄，也顾不上了。
统计数据究竟该怎样为公共政策服务？
统计数据为公共政策服务，这不是问题，问题是统计数据如何为公共政策服务。究竟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之前，提供真实的、有科学原理和方法保障的数量依据，还是在公共政策已经定调之后，“削足适履”地凑数字？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做法，其效果也完全不同。浮夸年代各种“放卫星”数字，哪个背后没有当时政策的需要？哪个不是反过来误导当时的政策？政策出数字，数字出政策，如此恶性循环，结果是搞乱了国计民生。这个教训许多国人至今难以忘记，更不应忘记。
其实，政策需要数字来证明自己是有依据的，这在常理上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怎么可以没有公信力？事关百姓生活的数据怎么可以挑战百姓的切身感受？人类的数学科学发展到现在，统计一下大中城市房价平均上涨幅度或者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绝对没有问题，统计专家怎么可以在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场合，一再犯“低级错误”？又怎么可以在遭到质疑之时，用听起来更加没有技术含量的“现金支出”作托词而再次成为笑柄？
统计专家有难言之隐，大家都明白，短期内也不像有改变的可能。只是希望，专家以后遇到这种为难之时，无论如何多保留一些真实性，技术处理做得好一些，方法设计经得起推敲些，解释理由听上去顺畅些，别同百姓感受太“拧巴”。这不但有益于树立相关部门的权威，提高相关数据的公信力，正确引导公共政策，还有利于百姓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现实，安排未来。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