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贱伤农”现象仍在持续。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三周以来，全国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累计下降16.2%。蹊跷的是，虽然此岸是菜农因大量蔬菜滞销、烂在田头而叫苦不迭，彼岸却是城市居民因菜价依然走高而抱怨不止。
近期，商务部提出，要加强商农合作，促进产销衔接，“推进农超对接，让菜农的蔬菜直接进入超市，降低流通成本”。农业部则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帮助农民出售卷心菜和芹菜等蔬菜。
面对买菜贵和卖菜难的尴尬境地，媒体多将较高的流通成本视为元凶。然而，高流通成本之说似乎只能解释菜价贵的事实，并不能解释农民的菜为何卖不出去。
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诸多专家均直言，仅仅采取政府采购等临时性措施只有短期效果，并非长久解决之计。事实上，城市并不缺货，菜烂在地里的主因根本不是物流成本高、销售环节多，其本质是蔬菜的盲目生产导致了供不应求。
“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此前推出的一系列不合理的调控措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敬学直言。
难道是政策之风吹歪了我们的“菜篮子”
调控被指失误
回顾今年春节，蔬菜购销市场呈现菜价暴涨的“火爆”局面。为应对蔬菜涨价可能加剧的通胀，高层要求各地开展蔬菜供应。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新增菜田，用以扩建自己的“菜篮子”基地。
基于诱人的利润，对菜价大幅上升抱有持续预期的农民开始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加大种菜投入。
长期观察农业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看到，农民在见到去年菜价暴涨达50%至60%后，就加大了种菜投入，导致今年产量大增，供给远大于需求，出现蔬菜滞销的情况。
虽然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朱小良仅将供给增加保守地称为“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因素”，但也进一步承认“去年蔬菜价格高位运行，种植效益较好，农民种菜积极性提高，蔬菜种植面积有所扩大”。
“个体农户毕竟无法对抗复杂的市场信息与冲击，在我国，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主要是以头一年的价格为参考，农民更是倾向于相信政府。然而，地方政府在此方面却一直缺乏有力的扶持，不能及时调整政策信号，导致最后受伤的总是农民。”吴敬学说。
对于商务部和农业部近期为降低流通成本所做的努力，吴敬学认为又是“剑走偏锋”。在市场经济中，流通中的成本无论高或是低，计入商品价格成本中都是正常的。在一个竞争充分的蔬菜购销市场中，蔬菜流通商和零售商确实获取了利润，但他们也确实承担了各种费用、蔬菜品质和价格风险等，新政让这些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普通商贩)承担“压低收购价，抬高销售价”的责任是避重就轻，有失公允。
在他看来，菜农的悲剧中，政府无疑是其中最大的推手。在某些领域，政策的频出反而难脱误导市场之嫌。“老师还会教错学生呢，政府也可能犯错。”吴敬学比喻说。
让市场的回归市场
中国“菜贱伤农”令全球瞩目。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4月25日报道，在基本的食品价格通胀问题及其社会影响引发的政治担忧日渐加剧的情况下，让生活成本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相匹配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
香港《南华早报》也发文评论称，内地官员正面临着一项棘手的平衡任务：抑制价格上涨以控制通胀，同时又要开始阻止农产品(18.70，0.00，0.00%)价格下跌，以防止农民出现不满情绪。
吴敬学也认为事情比较“棘手”。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此前政府因菜价高而放大“菜价长期走高”的信号，农民一窝蜂冲上去种菜；现在又因菜价低而传递“菜烂在地里”的信号，恐怕农民们近期不敢种菜了，估计悲剧会重演。
那么，如何既稳住“菜篮子”价格、又确保“菜园子”供应充足
“让市场的回归市场，农民摔摔打打几次后，自然会爬起来。政府不要干预太多，其功能应是做好农产品信息搜集，给农户准确、合理的信息指导，而盲目出政策只会适得其反。”吴敬学断言，“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若地方政府能像美国那样，每两分钟给农民发布一次最新信息，确保产销信息对称，并拓宽发布渠道，引导农民根据市场变化种植蔬菜，避免跟风，则类似悲剧不会重演。”
从长远来看，郑风田认为应该借鉴国外的方式。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直言政府应抛弃现今各种应急措施的滞后性和阶段性，应致力于使得蔬菜的价格体系走上正轨。
至于如何“铺设”蔬菜价格体系的正常轨道，郑风田认为，政府的调控应致力于合理的农业补贴，也可鼓励菜农买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保险是发达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可以保障菜农的利益。农业保险可以代替直接补贴，也就是国家给予保险公司一定补贴，以减少农民可能的损失。”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英国目前的菜价也在不断上涨，但英国政府通常坚持市场自我调节的立场，不管“菜卖多少钱一斤才合理”。其例外仅仅是当菜农的菜销售无门时，由政府专门给开“后门”以一定价格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