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
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曾对矿业市场做过多年深度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 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 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我国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
据了解，在我国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中，共生伴生矿床的比重占80%以上，可是，只有2%的矿山综合利用率在70%以上，75%的矿产综合利用率不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矿山都只是为了开发极少数矿石，将更多的矿产资源破坏和废弃了。
有媒体曾报道，在广西环江，绝大多数矿山都没有石排场和尾矿库，大量废石和尾矿就堆放在山上，这不仅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还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形成泥石流，最可怕的是，尾矿中的有害成分在伴随雨水逐渐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危害在时刻发生着。
另一个“定时炸弹”是裸露堆放的矿渣。
在云南个旧，冶炼厂、电镀厂非常密集，矿石在这里经过加工就可以身价倍增，同时，大量的矿渣被生产出来，废弃在矿山和矿厂附近。
据了解，在云南个旧老厂矿田竹叶山矿段，十几万吨砷渣已经裸露堆放在旷野里几十年，为了阻挡砷渣对农田的污染，农民们在砷渣周围堆砌了“土坝”，但是，砷还是通过雨水进入了地下水系统，据检测，该矿段附近的农作物含砷量超标100多倍。
而砷渣还只是重金属污染“五毒”之一，其他的还有汞、镉、铅、铬等重金属废渣。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200多万吨得到处置，“五渣”总数更是难以计算。
另一个污染的来源则是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水。
除此之外，农户们过度使用化肥也能使土壤重金属含量急速攀高。
救赎
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邓家塘乡 ，绿油油的草长满了整个农田，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青色的水稻。在这块已经被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农耕的土地上，被称作“土壤清洁工”的蜈蚣草 却生长得郁郁葱葱。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 介绍说，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在郴州已经有修复完工的土地恢复了耕作。
现在，蜈蚣草已经在湖南郴州、云南个旧、广西环江扎下了根，尤其是在广西环江，蜈蚣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亩～2000亩，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砷污染农田修复项目。
蜈蚣草的“同盟战友”还有东南景天，这是在广东种植的专门修复镉中毒农田的植物，现在东南景天在全国也有上百亩的试验基地。
在西北，300多亩盐碱土地上种植了被称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不仅耐寒、耐旱、耐涝、抗盐碱，还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钾，分解土壤中的重金属成分。
陈同斌介绍说，植物修复法 更接近自然生态，从经济投入、修复周期和避免二次污染等多方面考虑都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但是，植物修复法的进行却并不顺利，以云南个旧为例，目前治理修复面积还不到100亩，而污染面积却在20万亩以上。
杯水车薪。
虽然植物修复法已经非常“实惠”，修复一吨污染土的成本已经低于200元，但是修复面积的庞大使总投入数额惊人。陈同斌举例说，广西环江受污染土地达万亩，如果要全部修复，总投资至少需要几千万到1亿元，这对当地财政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在广西河池市，蜈蚣草就与桑叶或甘蔗、苎麻等经济作物间作，使污染土地修复的同时，农民也有较好的经济收入。
但陈同斌仍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修复地区都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兼顾，土壤修复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补贴，否则，修复规模就很难扩大。
另外，种苗繁育也并不容易。目前发现的超富集植物一般都是野生植物，其种苗繁育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实现大规模种苗就更加困难，所以现今使用的是先大棚育种再移植到修复区的办法，这无疑会增加成本和操作难度。
而且，类似蜈蚣草的砷超富集植物多集中在我国淮河以南，而在淮河以北则很少发现，这使植物修复法的影响范围大大受限。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最为痛苦的则是三至五年的修复周期过于漫长，他们守在不能耕作的试验田旁，除了等待，他们毫无办法。
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很多污染地区都等不及采用植物修复法，而选择了“客土法”。
“客土法”也称作物理修复法，简而言之就是将被污染土壤深埋到水稻根系不能达到的25厘米以下，用这种方法修复一亩污染土地就要花费上百万元，而且污染土壤仍然存在，甚至会继续扩大。但是，因为修复方法简单，花费时间少，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被广泛应用。
求解
“只有掐紧了准入、统一了管理、明确了监督，才能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遏制住。”罗仲伟的观点也得到了陈同斌的认可，“矿产不合理开采是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管住了开矿，就管住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大问题。”
罗仲伟认为，我国矿业管理立法相对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门是导致权利、责任归属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矿业管理体制。在管理方面，我国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权益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的关注点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都会有偏差和扭曲。
罗仲伟认为，应该取消地方政府的矿业审批权，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参股矿业企业，建立矿业开采的利益协调机制。
另外，在矿业监督上，罗仲伟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对矿业实行监督迫在眉睫。
“虽然矿业管理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多方利益，调整和改革面临困境，但是，生命的代价也迫使所有相关方都不得不变，国家政策和专项治理也在不断加强，破解僵局并非难事。”罗仲伟表示乐观。
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成果中，截至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属排放企业11510家，取缔关闭584家，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公布时间指日可待。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也已经筹集完毕，增加财政投入将为“无力的救赎”直接输血。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类的土壤僵局能够寻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