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走了
儿童专科医院扩张着，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着。进退之间，儿童看病难的病灶扩大了。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所引发的儿科总诊治容量、诊治能力的减少速度，快于儿童专科医院相对应的增加速度，特别是儿科医师的短缺，使儿童看病难问题雪上加霜。”
在朱宗涵看来，儿科医生短缺，系因儿科医生这份工作“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容易令儿科医生选择撤离。
北京市卫生局的采访回函对此并不讳言。文内写道：“因为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挫伤儿科工作人员积极性，造成儿科人才流失。”
根据沈医生的经验，儿童通常没有主诉，号称“哑科”，病重的孩子甚至不会哭，并且病情变化非常快，这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儿科医生凭经验去判断、观察，要特别细致，责任心强。
几位接受采访的儿科医生都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儿科对医生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但儿科医生的收入在医院即便不是最差的，也基本是垫底的。
沈医生说，“同行一听是儿科的，往往就会说，哦，小儿科的，这个含义很丰富，有时候是指技术含量不高，有时候也是在说你挣的都是小钱。”
丁洁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国际儿科学会常委。在她的印象里，“国外的儿科医生也会抱怨待遇等不如别的专业的医生。比如，美国儿科学会的同行会开玩笑说外科医生是quarter(25美分)的医生，自己是penny(1美分)的医生。这说明国外不同专业间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异，但中国更加突出。”
沈医生回忆了一次自己被投诉的经历：患儿头次来时，她看患儿白细胞不高，就没给开抗生素，过了3天，患儿又来了，另一个大夫再查血常规看到白细胞高，就给开了抗生素，反过来家长就投诉她。“后来我了解到，患儿头次回家已经好了，但家长给洗了个澡，就又发烧了，这其实是2个病程，但家长对医学知识不了解，就希望孩子赶紧退烧，发现我没开抗生素就急了。”
沈医生说，“我也算是高年资医生，但有些很蛮的家长根本不尊重我，甚至还会骂我，有时候我都不敢说话，我觉得我要再说话他就会扇我了。”
丁洁说，不但儿科医生，从整体看，中国医生的职业满意度都不够好，这与其受教育程度、工作强度、承担的压力等并不匹配。“从收入讲，国外医生即便不是最高，也是高水平的，中国医生最多是平均水平。再说医患关系，很多医生都说患者对自己不尊重，更谈不上信任，自己做得很寒心。”
种种缘由下，感觉不到前途的医生纷纷离开儿科的岗位。
沈医生说，她的大学同班同学中还有2个被分到某综合医院儿科，但她们早就先后辞职了。另有1个同学本来搞公共卫生，但因惦记临床，就设法调入儿科，在那里做了几年，感觉又苦又累，健康也出了问题，就又转行了。跟沈医生同期进入儿科的共有4位医生，现在就剩她一人。
沈医生感觉其所在科室“老龄化”比较严重。2007年儿科一共17位医生，年龄最小的20多岁，再就是三十多岁了。这两年科室一边招人，一边走人，目前是19个人，其中，20多岁的3位，30多岁的4位，剩下12位都是40岁以上的。
由于北大医院儿科的历史和传统，丁洁说她并未感觉医院儿科有人才危机，“但我们医院儿科的情况，在综合医院里应该是比较特殊的，而且我们的医生也会因为付出和获得不对等而不平衡。”
北京市卫生局亦将儿科人才列为比较突出的矛盾，该局在采访回函里表示：“长期以来儿科不受重视的现状导致儿科专业医师培养不足、流失严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难以完成正常门诊和病房治疗工作。”
朱宗涵表示：“目前儿科医师缺乏、床位短缺的现象非常突出。多数医院儿科医师队伍面临的不是如何去发展，而是如何去维持。”
根据朱宗涵提供的一组数据：2008年，中国约有儿科医生61700人，占医生总数的1.62%；儿科床位258224张，占床位数的6.4%；综合性儿童医院68家(政府办48家)；与此同时，中国0～14岁儿童2.37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7.88%，计算可知中国每千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此外，中国儿童平均就诊约每年3～5次。显然，包括儿科医生、儿科床位等在内的儿科资源相当紧张。
“需要重视的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儿科医师，仅仅依靠扩充床位数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在朱宗涵看来，倘若比照美国每千儿童1.5个儿科医生的配置，中国至少还缺20余万儿科医师，即使将儿科医生配置数量的目标减半，未来10年每年仍都需要增加1万名左右的儿科医师。
儿科系没了
现实是，在医学院校生源紧张的大背景下，愿意从事儿科的医学生更是少之又少。
朱宗涵告诉本刊记者：“国内医学院校取消了儿科学专业，儿科医师缺乏来源，也难以保证质量。”
这要追溯到1998年。当时，教育部为了拓宽专业面，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
在此次专业调整后，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纷纷关闭。创建于1955年、国内4所最早开设儿科医学专业之一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亦在其中。
朱宗涵说，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全国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这些重要的问题，无人过问和关心。其结果是，十余年来，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5000人。
有人认为，这次专业调整，几乎动摇了中国儿科的发展基础，对儿科发展的影响难以估量。
朱宗涵向本刊记者评论道：“这事实上切断了儿科医师的稳定来源。”
据他介绍，目前儿科医师的来源大致有3种：一是各级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二是攻读儿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三是其他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研究生，出于各种原因选择儿科就业者。其数量远远弥补不了每年自然减员的儿科医生数量。
在朱宗涵看来，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在本专科阶段的儿科学教学安排远远少于原儿科学专业，只具备最初级的儿科知识；其余两种来源的儿科医生，本来所占比例就很小，而且他们仅在儿科学的某个四级学科中(如儿科学下儿内科中的消化专业)或其他二级学科(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等)学习了很狭窄的专业知识，因此，在中国儿科专科培训制度和体系均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培养成为合格的儿科医师，难度很大。
丁洁对儿科系的关闭并未显现出太多忧虑。“我的观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我觉得好的儿科医生，其出身未必一定是儿科系。儿科系出身的儿科医生，其专业思想比较稳固，能很快进入角色，但临床医疗系出身的儿科医生，视野更为开阔，未必就不能成长为好的儿科大夫。”
朱宗涵对儿科系关闭的担忧还与目前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够健全、培训基地严重不足有关。在他看来，多数培训基地只能满足本单位的需要，而基层医院和综合性医院儿科缺少儿科专科机构中系统的、规范化的临床技能培训条件，无诊治儿童急性传染病的能力，无固定的儿童急救专业培训条件。“加之儿科在医院地位较低，培训经费困难，医生接受培训和外出学习机会较少，专业知识、专业理论、专业技能较差，临床经验不足，应急能力较差，对危重病抢救能力不足。”
朱宗涵春节前去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医院基本没有专职的儿科医生，医生往往同时负责内科、儿科，缺乏儿科专业能力，基本没有儿科抢救设备，即便配了设备，也多没有经过系统培训。
针对儿童看病难的矛盾，北京市卫生局在采访回函中表示，该市已计划“规划建设1～2所新的儿童医疗机构，提升儿童就医服务能力”，但由于“新建儿童医院尚未选址，且建设周期漫长，医院正式投入运营的时间不能确定，目前仍以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提升儿童诊疗服务能力为主”。
与北京一样，天津、南京等地都将增建儿童专科医院以缓解儿童看病难。
而在朱宗涵的设想里，三级医疗资源的合理分布应呈金字塔状，即基层医院应承担最重要的医疗服务内容。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基层儿科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培养社区儿科医生，不但使基层儿科的硬件设备提高，还要使基层儿科有良医，这样老百姓才会愿意去，儿童看病难才能迎刃而解。”朱宗涵说。
这显然是一个更为困难的设计。□(应被采访者要求，沈医生为化名)
文章：“我真的会惋惜自己被现实打败”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专业上的，而是反复问各个老师“您怎么平衡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的心态”，现在我体会，此问无解
口述/北京某三甲医院儿科医生
记录整理/记者张冉燃
请原谅我隐瞒自己的真实信息，我怕自己说的真话会伤害一些我本无意伤害的人。
要说我学医，确有家庭渊源。我姥爷是当地的老中医，我3个姨、1个舅都学医，但现在还坚持当医生的只剩下1个姨了。这些搞过医的姨姨舅舅，他们的孩子都坚决不学医。
你问我为什么，付出和得到太不成比例呗。
“不受《劳动法》保护”
医生这行都要经历为期一年的住院总医师阶段。在这一年里，没有任何节假日，隔天要上一个24小时的班，而这个所谓的24小时，是从头天早上8点上到第二天中午11点，如果遇到抢救病人那就还得上到下午甚至晚上，并且没有任何加班费。也就是说，即便是保守估计，在这当“住院医”的365天或366天里，你也要在医院整整待182天或183天。
好吧，住院总医师这种“残酷”的班算是个例，那么在结束住院医历程后，我们科的一线、二线医生大概都还要每5天值一个夜班，这是我们的常态。这个夜班长16个小时，给到我们的夜班费是40块钱，这还是涨过了的，我听说“非典”那会儿只有10块钱。我不是夸张，我们科的医生一般一个月才能轮上休一个完整的双休日。
医生之间都开玩笑说咱们这个行当根本不受《劳动法》保护，周六周日值班不算节假日加班，也没有所谓3倍的加班费。这么说吧，医生的节假日一年只有10天，元旦一天，春节、五一、十一各三天。在这10天中加班，每8个小时给我30块钱，比如，我在大年三十值一个24小时的班医院总共给我90块钱。
这不是我们一家医院的情况，几乎所有医院都这样，这换了哪个行业人家能干呀？
你问我门诊挂号费的提成，假如是5块钱的挂号费，医生个人得5毛钱，我们就开玩笑说到医院看个医生比去动物园看个动物都便宜，其实别说看动物了，就是逛个北海公园你不还得花3块钱的门票吗？可我看门诊的一上午，那是要看80个病人，甚至100个病人的，那是什么工作强度？光开方写字就让你抬不起胳膊。大家埋怨医生看病看得快，其实也不都是我们想看得快，你看得慢后面病人就打架呀。大家其实是这样的：到自己都希望医生看得慢，到别人都希望医生看得快。
我身边的人知道这情况，都说“你干什么劲呀，也不挣钱”，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死心眼。我的高中同学，那些当年成绩远远不如我的、那些大学里没我用功的，人家毕业后做IT的年薪有20万，搞金融的年薪能到30万，你看我本科、研究生学了那么多年的医，现在我的年薪只有四五万，人家还说你当年那么优秀，现在年薪一定很高吧，我都不好意思见人家。
呵呵，你想知道我的睡眠情况，这事分人，我属于倒头就睡的那种，因为我实在是累惨了、困狠了，只要有点时间我都可以睡着。但据我观察，我这种人在医生里是少数，我们科的医生大多睡眠脆弱、神经衰弱。我给你说个故事，我们新生儿室是个刷卡出入的感应门，距离医生办公室大概10步路的样子，新生儿室由护士24小时值守，那么一旦夜里有情况护士就会出来叫医生。有医生就跟我说，只要护士刷卡发出“嘀”的一声，她就立刻清醒，知道护士要来找她了，她就等着护士来叫，可有时候护士只是出来上个厕所，她就等啊等啊，等半天也没人来，她就更睡不下了，干脆跑出去问护士“有事吗”，直到听护士说“没事”才算踏实下来。
说到吃饭，那必然是没有固定时间的呀。我经常说自己长了个“铁胃”，有时候一顿吃一天的饭，有时候根本顾不上吃饭。不夸张地讲，在抢救病人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以30秒为一个单位的，也就是说，每隔30秒，我们要做一个评估，决定下一步怎么做，每30秒我们干的事情可能都是不同的，那种情况下哪儿还顾得上饿呀？
至于我们这行的淘汰机制，我就不跟你从大学讲起了，单说这5年的住院医制度下，我就得通过3次考试：第一次是临床工作一年后考医师执照，这个跟医院签的合同都明白写着，只给一次机会，考不到执照就辞退，像我这种外地生源，因为占用进京指标，那还要给医院几万元的赔偿，这个考试的全国通过率一般是60%；第二次、第三次分别是在住院医师培训第三年、第五年的时候，这两次医院会给两次机会，如果不能通过还是要被辞退，这两次考试的通过率在我们医院大概是80%和60%。
我是有编制的，但真是要等这三关都过了，那才基本算是吃了定心丸。话说这后面两关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加的，你要够年限不说，还要看你管过多少病种、做过多少操作、发表过多少文章等，要这些都达到要求才能去考，否则算你浪费一次机会。我刚说过，我们日常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那也没办法，只能是挤占本来就不多的业余时间，熬夜去写论文、做试验。医生这一行真的是很难混的。
头一次站在法庭上
你说我们这么累，也很难挣到家长的感谢。
就我们科，护士给小孩打针，一针扎不上，家长一巴掌就上来的也有，你把警察叫来了，警察还得说护士“你怎么那么，就不知道躲呀”，但谁知道他伸手就打呀？
儿科现在的情况是，病情特别重的孩子，除非你把孩子救过来，而且不留任何后遗症，否则他一定告你。我们医生都总结了，这大致分三种情况：你不救，家长要告你；你救活了但孩子傻了，家长也要告你；有时候家长害怕后遗症，想想说我们不救了，但孩子抱回家两天没死，他还是要告你，说你凭什么让我放弃。
你说危重病例不具有普遍性，小孩发烧算常见病吧，我不让孩子验血，家长说小孩发烧你都不让我验血；我让孩子验血，家长说我是来看医生不是来看仪器的，我们小时候怎么不用验血呀，我说那现在不是条件好了，您有这条件干吗不使呀，您要不让孩子验血也没关系，但出了问题您得自己担些责任，那他会说他可没说不让验血，你们医生怎么就会推卸责任，有没有医德？
你说医生这活儿还怎么干呀？也有家长跟我说，你们医生怎么说话跟律师似的，我心里话，我们还不是被一些刁蛮的家长给难为成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