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等一连串与物价上涨相关的流行语，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大蒜、绿豆还是苹果，虽与民众日常生活有一定关联，但都不是主要粮食产品，2010年年底，尽管中国月度CPI增幅已超过5%，但大米和小麦价格涨幅并不显著。
但在全球范围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10年12月国际粮食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甚至已超过2007~2008年粮食危机时的水平。粮农组织近日发出警告，认为世界面临一场新的“粮价冲击”，如果主要农作物产量不增加，2011年粮价还将进一步上涨。
比较两次危机，唯一有所不同的或许是，2007~2008年危机是从亚洲的“大米危机”蔓延开去的；2010~2011年危机则首先表现为“小麦危机”：2010年5~11月国际小麦价格已上涨近90%，而米价目前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根据经济学常识不难预见，由于各种主要粮食之间存在较强替代性，小麦价格上涨引发大米、玉米等价格上涨只是迟早的事。
对此，西方媒体又在老调重弹，将过去10年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归咎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旺盛需求，特别是“食谱中的肉禽类增加导致粮食消耗上升”。这显然是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
另一个屡被提及的原因是“气候变暖”。表面上看，2010~2011年全球粮价上涨，的确可归咎于一系列偶发性自然灾害引起的粮食供给趋紧，如2010年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欧洲和中亚粮仓因干旱导致的小麦减产。但气候只是左右粮食生产的诸多因素之一。2010年，中国南北各地同样遭受了一系列天灾，但中国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3%。
时隔仅仅2年，全球高粮价便卷土重来，显然已具备了某种周期性，甚至比全球经济周期表现得更为频繁。这不能不让人思索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人口规模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加剧以及淡水资源日趋紧张，近年来全球粮食的供求格局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堪称“锋刃上的平衡”，粮食供给所预留出的空间极其有限，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放大供给的不足。这些扰动因素包括经济增长过热、投机、自然灾害等，甚至某一个并非关键的粮食出口国的临时政策也会引发席卷全球的“蝴蝶效应”。
笔者以为，经历过上一次粮食危机，各方理应有所反省，总结教训：第一，各国的粮食储备系统是否健全；第二，一些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是否已对本国畸形的农业政策进行了再调整；第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盛行的投机行为是否通过加强监管得到了抑制；第四，在发达国家开发新能源的口号背后，大量粮食被用于提炼生物燃料的现象是否得到了纠正；最后，G20除着眼于强化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监管外，是否也同样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饮用水、健康、贫困等基本生存权问题。
遗憾的是，上述所有问题都还无法给出鼓舞人心的回答。
就中国而言，老百姓历来信奉“民以食为天”和“自力更生”。最近10年来，中国粮食自给率一直高居95%的水平，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也堪称完备。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日益接轨，总体上虽尚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依然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冲击，难以独善其身。
首先，粮食的替代性对于中国同样存在。尽管中国小麦连年丰收，但近年来对于玉米、大豆的进口需求逐年增长；而玉米、大豆又是动物饲料和食用油的重要来源，这势必带动肉类和食用油的价格水涨船高，而后者又将拉动更多的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
其次，国家之间也会有明显的传染效应。2008年，为平息国内对于高粮价的不满，埃及开始限制大米出口，立刻引发全球三大大米出口国印度、泰国、越南群起效仿，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而2011年，一旦俄罗斯、乌克兰等主要小麦出口国宣布出口禁令，随着小麦国际价格持续走强，势必会有更多国家跟进，从而导致粮食供给紧张局面愈演愈烈。
最后，当前中国国内潜伏着诸多物价不稳定的诱因。特别是高房价和高通胀导致的自我强化预期。当国际粮价普遍上涨之时，或多或少会为中国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提供一个定价锚。
正因如此，要想化解高粮价冲击，中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应尽快在G20的多边框架下，对正在酝酿形成中的全球粮食危机进行紧急磋商，通过政策合作，最大程度地降低本次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