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广海认为，目前在养殖模式上有一种误区，认为散养或小规模饲养的畜禽由于不吃工业饲料，安全性比规模化养殖要高。事实上，大规模饲养由于饲养管理比较规范，动物在饲养过程中不易患病，需要用以治疗的抗生素用量少，虽然饲料中可能合法添加促生长类抗生素，但整个饲养过程中使用的抗生素总量并不高。二散养条件下由于环境较差，畜禽容易患病，往往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疾病，因此散养模式下使用的抗生素也不一定比规模化养殖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养殖户不仅大量使用具有严重毒副作用的淘汰类别抗生素，就连人类还在试用的某些抗生素也已经用于畜禽鱼类。许多畜禽鱼不是病死的，而是过量用药致死。
1996年，我国颁布的食品卫生标准中，对兽药的残留检测还只限于四环素族抗生素一项。入世后，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贸易设置壁垒。例如2002年出口欧盟的蜂蜜中氯霉素超标，造成了出口企业的数亿美元的损失。
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动物性食品的药残问题。2002年，农业部修订发布了《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但是，部分还在使用的兽药渔药，还没有制定药物残留标准。部分兽药（含治疗药和禁用药）的残留检测方法还未建立。
齐广海呼吁，有关部门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从保障人民健康的角度，重视动物性食品中药残的监管及其相关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加强监管“有抗食品”刻不容缓。
养防并举，减少抗生素使用，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正是鉴于“有抗食品”的危害性，世界卫生组织已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联盟，其成员包括90多个国家，各国采取严厉的手段限制使用抗生素。据悉，瑞典1986年成为首个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国家。自2006年1月1日起，欧盟全面执行此项禁用。美国、日本及我国都出台了相似的法律法规，限制或者禁止抗生素在饲料中的使用。
专家建议，在动物源性产品生产过程中，要借鉴欧盟的做法，不断完善各类药物和化学合成饲料添加剂的相关管理规定；大力推行、严格执行农产品标识管理，为消费者提供详细的信息，帮助消费者理性选择。同时健全食品生产到餐桌的全程安全监控体系，对动物产品实行市场准入制和产地追溯制，对滥用抗生素的养殖者和销售药物残留超标动物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执行组组长陈其广教授介绍，多年来，为克服现代化学合成饲料添加剂与抗生素药物的滥用，我国一些专家与养殖企业一直在探索运用中草药解决抗生素污染问题。
谢仲权教授不仅出版了《天然物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大全》等学术专著，还主持制定了《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通则》等国家标准。广东汕头东江畜牧有限公司在养殖行业提出动物“未病先防健康养殖”的新理念，制定出可操作性强且实用价值高的“治未病”动物保健技术体系。北京大兴区推广“生态环保养猪模式”，用北京洪天力药业有限公司研发的“天然植物免疫增强剂”替代抗生素，既解决了猪肉中的药物残留问题，又提高了出栏率，改善了猪肉品质。
谢仲权指出，与化学合成物相比，天然物用于饲料添加剂的优势主要有：一是其营养既可促进肌肉生长，又能调控肉的品质，避免了只注重提高畜禽鱼的生长速度而忽略肉质改善的缺陷；二是天然物添加剂在畜禽鱼体内发挥有效作用后可被分解，没有毒害与残留；三是不产生抗药性，可长期使用。
齐广海认为，抗生素替代品（如微生态制剂、寡糖、抗菌肽等）的研制成为各国学者的研究热点，但目前看来，使用单一产品替代抗生素的难度很大，采用集成创新的综合技术也许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我国著名畜牧学专家张子仪院士提出，对待畜禽疫病，要在“防重于治”的基础上强调“养重于防”或“养防并举”，增加动物自身的抗逆能力，在“养”字上狠下功夫，这可能才是真正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保障动物性安全的真谛。
陈其广认为，在改善动物养殖环境的同时，深入发掘利用天然物中草药的优势，改变目前过度依赖化学物质与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和兽（禽、鱼）药局面，创造中国特色的生态养殖新模式，可以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