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农奶贩之争 休战是何年？
在石家庄某食品批发市场，陈俊法和翟素芬刚刚开了一家小门面。据陈俊法说，开店两个月以来，生意一直很清淡，房租水电费一直都在不断地往里陪。
陈俊法和翟素芬夫妇原在行唐县经营一个奶站，专门给三鹿收奶送奶，一般是根据三鹿的奶源需求，将从奶贩手中和奶农手中收来的牛奶运送到行唐三鹿、太行三鹿和邢台三鹿等工厂。在三鹿遭遇三聚氰胺事件停产的时候，三鹿所拖欠奶农的800万元奶款中，他们一家就占了460万元以上。
在三鹿事件发生后，他们一直在找三鹿索要奶款，但一直没有得到说法。直到2009年底，当地政府才和他们达成协议，补偿他们奶款的70%。翟素芬告诉记者，事件后他们痛定思痛，决定离开行唐到外地发展。在接到政府转来的三鹿奶款后，他们相继变卖了奶站、送奶车和在行唐县城的房子，将其所欠奶贩和奶农的钱全部结清。“我们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了，到这边来能过一天算一天吧。”
不过他们的行为给翟素芬的弟弟翟振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翟振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从2002年开始为三鹿收奶，到现在还有70多万元的奶款没有收回，这也连带造成100多户奶农受害。“我到现在也没有钱给奶农，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到我家里来讨债，一来就来好多人，我们都没有办法。”翟振方告诉记者，一到过年的时候他就只有外出躲债，等没有人到家催债了再回来。
可翟振方的躲债又苦了妻子的姐姐韩翠琴。韩翠琴曾给翟振方送过牛奶，再由翟振方送到三鹿。因为翟没有奶款给她，她一共欠了村民的10万余元奶款。开始时她还能用“没有得到奶款”来应付村民，但时间长了也难以得到奶农的谅解，丈夫由此被起诉到法院，法院调解她应当支付奶农的奶款。韩翠琴告诉记者，她丈夫为此也只得躲出家门，还曾一度跑到内蒙古的煤窑打工；而自己在村里也挨了3次打，打人的正是被拖欠奶款的奶农。无奈之下，韩翠琴用自己的积蓄还了大约6万元左右的奶款，但其他被拖欠奶款的奶农认为是三鹿结了奶款，纷纷上门讨债，“搞得我现在大脑实在都不够用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
张淑芹（化名）是被韩翠琴拖欠奶款的奶农之一，拖欠总数达到2万多元。记者在行唐县执阳村一处低矮破败的砖房里找到她家时，发现仅有的4间砖房里全家人住了两间，奶牛住了另外两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淑芹抑制不住心里的委屈哭了起来。她告诉记者，因为拿不回钱，家里80岁的老母亲生病了也不敢送去医院；大儿子在南京读大学，打电话回家要钱，因拿不出钱母子俩在电话的两边大哭。“最重要的是，我们原来买奶牛的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到现在都还没有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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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两周年 “毒”奶粉又现
三鹿事件临近两周年之际，2010年8月上旬，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接到举报称，行唐县城寨乡上滋洋村的一个奶牛场存有未销毁的三聚氰胺奶粉。该局立即行动，在该奶牛场查获18袋尚未销毁的三聚氰胺奶粉。而该奶牛场的创办人王吉秋表示，该奶牛场曾经是2008年销毁三聚氰胺奶粉的场地，本次查获的三聚氰胺奶粉，是当时销毁时遗漏的。
该事件的知情者对记者表示，三鹿破产以后，作为主要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行唐三鹿负责人曾试图用三聚氰胺奶粉支付给奶站，以抵偿拖欠奶站老板的奶款，结果遭到拒绝。而后行唐三鹿在处理三聚氰胺奶粉时，曾经有部分奶粉下落不明。
负责查办上滋洋村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赶往奶牛场后，查看了所有角落，并在原销毁三聚氰胺奶粉的场地掘地查看，最后查获了18袋奶粉。“我们查获以后就把这个案件交由公安局去侦办了。”这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记者拨打行唐三鹿负责人王永保的手机，一个号码提示无法接通，而另一个号码接电话的人表示不是王永保。而被查获有三聚氰胺奶粉的奶牛场创始人王吉秋对记者承认了查获三聚氰胺奶粉的事件，并称该处原来就是销毁三聚氰胺奶粉的地点，出现的原因是原来销毁的时候有疏漏，有的外包装没有被破坏，还没有腐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