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晓亮
有什么是比伤害咿呀学语、不能出声抗议的婴孩，更可恨更卑劣的呢？又有什么是比在孩子奶粉里“投毒”，更无耻更下作的呢？奶粉！奶粉！当“伤心的奶粉”的悲情，一季季延续之后，年轻的父母们的愤怒，真不知该往哪发泄；生产商和监管者的脸更不知该往哪放——假如他们还有起码的道德底线、廉耻心和责任感。
一个能把国人送上太空的民族，怎会一再在一包奶粉前狼狈不堪？整个成人社会，都该羞惭万分。一个对不起孩子的社会，任何成年人都难辞其咎。奶粉应是无毒的，至少该是无害的，这是凝聚社会信心最基本的常识。
但，可悲的是三聚氰胺冠名的奶业风波，还未完全消散，舆论漩涡中又隐现一座“激素门”：武汉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受害儿童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却深陷“检测无门”的窘境。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婉言拒绝了家长们的个人申请，权威部门称检测指标中无激素一项。
“控诉无方、检测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继孩子遭受不明伤害后，不幸的家庭遭受的“次生伤害”。若说前者还有着“点背”等偶然因素，那求助政府权威检测机构却被拒之门外，则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可视作卸责的表现。这对公众情感的戕害，比几包毒奶粉为祸更烈。
因为质检、药监部门，本应是食品药品安全的把关人。它们受雇于民，纳税人购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尽全力满足公众安全诉求，就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以“个人申请”不合规范，“激素检测”不在指标之列来搪塞推诿，没有任何的正当性。
此类消极论调，公众并不陌生，因为几乎每起此类事件中，检测部门最先弹奏的准是这种“标准滞后，××不在检测之列”“设备老化检验不出××超标”等“技术有限论”。这话看似有理，却经不起推敲。因为检测指标滞后、设备老化，非但不是监管部门堂皇的借口，反而应该被其引以为咎。
这侧面表明，时下监管是存在漏洞的，至少不是与时俱进的。继而问一句：还有多少“检测空白”，等着公众用身体和健康来试验——甚至是用不会说话只会喊疼的婴幼儿之躯——公众被迫成为检测化学添加剂和各种激素的小白鼠，这光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更让人沮丧的是，即便因身体不适怀疑某种食(药)品存在这方面缺陷，在这些引起争议的食(药)品安全事件中，你可能还不得不先面对质检部门的消极表态。直到最后越来越多的案例和证据浮出水面，舆论大哗政府介入时，监管方才紧张起来。但也多是运动式执法。毒瘤是否从根子上拔出了，公众也存在犹疑。毕竟三聚氰胺一再登场，就说明存在链条式溃败的监管环节，并未得到彻底修复。
奶粉有毒，就算通过运动执法能得到肃清，毒奶粉背后企业精神以及监管上的“三聚氰胺”，却可能悄然潜伏，伺机再出。所以如果不能明晰企业的责任与道德、完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那么即便现在关上了“激素门”，谁能保证此后就再无别的什么“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