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小麦价格在过去一个月里上涨了六成，但价格的上涨不会是粮食危机“最危机”的表现。“最危机”之处，在于供给约束，在于“可获得性”。就像俄罗斯近日宣称的那样，因为某些原因，小麦需要“禁止出口”。
这让人不禁想起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当时部分国家甚至因粮食供给问题出现小规模骚乱。当时阿根廷、哈萨克斯坦等全球粮食出口大国发布了出口禁令，越南、泰国、乌克兰等出口国则大幅下调出口规模或大幅提高出口关税。
近日全球粮食价格，以小麦、玉米、棉花、糖类等上涨为代表，稻米、大豆等并未表现出强劲上涨态势。但观察粮食供给的潜在危机，应该放大到以下维度中。
第一，粮食供给可获得性评估。
目前影响国际粮食供给可获得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粮食出口国自身产量下降或需求上升，会减少出口配额或者禁止出口；二是因某种外交关系，“粮食禁运”等会成为国家之间博弈的手段。
第二，粮食出口市场集中度愈发提高。
目前全球小麦出口市场集中度还不高，前三大出口国累计占比并不高，但是全球玉米、大豆等产品的出口集中度却非常高。集中度之高让人非常容易想起一个词语——垄断。而垄断方拥有定价优势。
第三，警惕“粮食欧佩克”会对需求方产生的影响。
由于人口和国土规模等原因，中国、日本等注定将长期成为全球粮食市场的需方。而以北美、南美各国为代表，全球粮食供方的格局也非常清晰。
目前全球能源资源的“欧佩克模式化”非常清晰。大致有两个模式：一是国家欧佩克，以石油为代表；二是公司欧佩克模式，以铁矿石为代表，几家大型铁矿石供给公司垄断供给之后，就可以主动推动价格提高。
以目前全球粮食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几大粮食巨头的发展来看，国家欧佩克和公司欧佩克结合的模式正在形成。
2009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布劳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就曾提到，要筹建一个全球“粮食组织”，囊括主要的粮食生产大国、粮食出口大国，并有一个秘书处充当“全球粮食中央银行”。而且，布劳恩明确表示，这不是建议，而是已经在执行了，G8+5峰会已经认同这是一个有意思并且有益的提议，并且交给他所在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做这件事。
第四，当心发达国家财政危机推高全球粮食价格。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财政每年支付巨额的农业补贴。在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进入主权债务高压区间之下，巨额农业补贴有可能会被减少甚至大幅减少。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价格上涨以及农产品[17.90 2.87%]供给减少。比如希腊债务危机之下，启动的财政紧缩计划之中就包含减少农业补贴。
我们必须要评估，如果美国大幅减少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会涨到哪里去？
第五，农产品正越发成为投机资本追逐的对象。
在越来越多的货币面前，实实在在的物品总是让人更踏实。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商品市场整体是一个多方市场。一个区别在于，以石油、铁矿石、黄金等为代表的能源资源多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更具备稀缺性，而粮食农产品是可再生的，光合作用可以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粮食。
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人口规模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加剧以及全球淡水资源日趋紧张，全球农产品供给格局的质变正在到来。供给格局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而“稀缺”就会引致投资、投机。
以上五个维度，是从全球粮食供给格局探索粮食未来的体系性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表面看来，中国粮食对外依存度不到10%，但实际上，综合来看依存度接近30%。根据西南财经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教授刘建生测算，由于中国大豆与植物油进口数量相当于约5000万吨大豆，中国大豆目前的亩产量约为100公斤/亩，不到粮食亩产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1公斤大豆相当于3公斤粮食，进口5000万吨大豆相当于进口1.5亿吨粮食，这接近中国粮食产量的30%。这个粮食进口数量已占全球粮食贸易量的近40%。
如果考虑糖、棉、纸的进口，中国的广义粮食(植物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30%，也就是说，实际需用耕地缺口已超过30%。考虑到未来粮食消费水准还将提高10%左右，人口还将增加10%左右，加上未来的肉质需求提高、城市化及土地退化等各种因素，粮食或广义植物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将达40%~50%左右，土地缺口也将达40%~50%。
更好地评估中国粮食缺口，更好地评估全球粮食供给“产能”，更好地评估可能会有的格局性变化，是摆在粮食问题面前的清晰逻辑。当前小麦价格的飙升，应该只是这种“粮安天下”讨论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