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年7月15日，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网站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教授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题为《世界粮食危机的历史审视》的文章，认为世界性的粮食危机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并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少数大公司控制粮食的生产、流通、销售以及美国等国不可持续的农业政策应该为世界粮食危机负责。作者最后指出，2007—2008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促使人们看清当前世界粮食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模式，以及该模式的社会不可持续性和生态的不可持续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7—2008年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只是冰山的一角。饥饿和粮食危机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突然爆发的粮食价格的迅猛增长为观察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窗口。同苏珊·乔治众所周知的观点——饥饿代表着社会再生产机制不断断裂和危险性加剧进程的最后阶段——很类似，这次粮食“危机”意味着发端于殖民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的长期危机的扩大，它是由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触发的。
殖民时代，欧洲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确立了榨取与被榨取的关系，殖民帝国的利益取代了非欧洲地区的粮食供应体系，殖民地变成了支持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食物和原材料供应地。
近些年来，自由化政策加深了南方国家成为少数全球消费者的“世界农场”的状况，这些少数消费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国家以及南方的一些重要国家和都市。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这种占有和调向，造成了社会性的粮食短缺和长期饥饿，保守估计有10亿人经受着饥饿的痛苦(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
2007年和2008年之交，玉米价格上涨了一倍，小麦价格上涨了50%，稻米价格上涨了多达70%，粮食危机因为这次“农业通胀”(agflation)而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并将全世界带入了“后粮食过剩时代”(postfoodsurplus era)。在《经济学家》一篇题为《廉价粮食的终结》的文章中，编者指出，到2007年该杂志的粮食价格指数达到1845年该指数开创以来的最高点。粮食价格2005年以来上涨了75%，世界谷物储备也降到最低点，只有食用54天的储备量。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由农业燃料生产的上升引起的农业通胀将在全球范围导致粮食利用和卡路里消耗的下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将是最严重的。
当前的形势处在石油峰值(peak oil)时代，这同能源需求和粮食需求的加大密切相关。20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10亿新的消费者阶层正在崛起，其总支出的能力用购买力平价计算，足以和美国相匹敌。这些国家包括经合组织的新成员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波兰，外加中国和印度(占这一总数的40%)。这些国家新消费者阶层富裕的标志是拥有汽车和进行肉类消费。这两种商品的结合，通过对燃料和饲料的需求，加剧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因为这方面的竞争使土地种植其他作物更加有利可图。
同时，金融投机加剧了这一问题。例如，2008年3月27日大米价格上涨了31%，2008年2月25日小麦价格也上涨了29%。2008年4月2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这次价格狂潮，吸引了来自华尔街的一股新的投资潮流，估计投资高达1300亿美元”。据这篇文章报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指出，“华尔街的投资控制了芝加哥、堪萨斯和纽约商品交易所五分之一到一半的玉米、小麦、活牛等的期货合约。以芝加哥交易所为例，47%的生猪、40%的小麦、36%的活牛和21%的玉米长期期货合约都由华尔街的投资控制”。
传统的解释把耕地压力归因于极端气候条件和生态压力。2007年11月，约翰·维达尔在《卫报》撰文指出：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认为，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气、植物、动物和鱼类都在“无情下降”。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世界上有57个国家，包括29个非洲国家、19个亚洲国家、9个拉丁美洲国家都遭受过特大洪涝灾害。南亚、欧洲、中国、苏丹、莫桑比克和乌拉圭的农业收成已受到干旱和热浪的严重影响。
至于农业燃料，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在《农业发展前景(2007—2016年)》中描述了这样的连锁反应：美国可以提炼乙醇的玉米的种植面积正在扩大，而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正在缩小，油料作物价格因此上涨，另外谷物饲料的增长以及生物柴油导致的对植物油的需求的增加也刺激了这一趋势，使价格上涨发展成一次完美风暴。
“完美风暴”这一说法意味着一场由需求变化威胁和供应下降威胁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危机。2008年4月9日《金融时报》的社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一些解决办法：
“从中期来看，最紧迫的是必须增加供应，而这一方面的大部分责任在于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包括农产品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扩大耕地面积，在还没有农业保险和期货市场的地方发展农业保险和期货市场。拒绝引进转基因食品的国家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转基因产品所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粮食供应的安全和稳定只有当市场价格信号明确、可靠并得到政府在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时，才能得到保证。”
市场可以对资源极限给出信号，但是这一形势的出现以及对这一形势作出解释(例如要求改善市场实践)的根本，在于市场的结构和政策。因此，毫不奇怪，此次粮食危机给公司和多边金融机构加强对全球粮食体系的控制和管理提供了机会。同时各国政府纷纷放开粮食进口，对本国生产的粮食进行价格控制和出口控制，以平息国内的骚动。随着各国政府争相到海外寻求粮食供应，全球性的争抢土地的风潮发生了。实际上，粮食价格上涨有其深刻的结构性进程，从由来已久的饥荒和粮食暴动上就可见一斑。
英帝国统治下的粮食暴动和饥荒
无论从“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上看还是从民权上看，粮食暴动都意味着社会常规的破坏。在欧洲之外，在那些殖民主义带来生态和文化灾难的地区，粮食暴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英国殖民主义时期发生了一次遍及印度、中国北方和巴西的饥荒，迈克·戴维斯称之为“厄尔尼诺饥荒”，把它描述为维多利亚晚期大屠杀。这次发生在19世纪末的饥荒使很多人(有人估计大概3000万到6000万)因饥饿丧生。这场灾难表面上是由热带地区发生的严重干旱所致，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掠夺加剧了灾难。比如说，在印度，英国殖民者使粮食商品化，把粮食变成一种出口商品，从而毁掉了印度农村粮食储备系统。
英国建立殖民统治之前，“依赖于铁路运输的全国粮食市场还没建立，农村粮食储备充裕，广泛实行世代承袭的福利，粮食富余地区还没受到投机影响”。戴维斯指出，不论当地的条件如何，交通系统，包括电报及其对价格猛涨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都使得商人们可以沿交通线从深受干旱打击的穷乡僻壤向屯粮中心运送存粮。印度被这些设备“拖进了世界市场”，1875年到1900年是印度饥荒最严重的时期，而正是在这期间，印度的粮食年出口量从3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相当于2500万人一年的营养，这约等于这段时期因饥饿而丧生的人数：1200万—2900万。戴维斯评论说：“实际上，伦敦人在抢印度人的面包吃。”他引用了一位评论者的话：“印度能够用饥饿的双手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粮食，这看起来不合情理。”这样的市场反常现象其实并不少见，从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到1943年的孟加拉国饥荒，再到最近的粮食短缺，粮食都被转用于商业目的。
在揭露经济自由主义的短视的时候，戴维斯强调说：“统一市场的恶果就是饥荒可以通过物价上涨出口到贫穷但粮食富余的地区。”第三世界对此的反应就是反抗，这也为20世纪去殖民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博拉尼提出的关于采取社会保护措施以使人们免遭市场剥夺之苦的“双重运动”描述了欧洲现代性的形成，戴维斯则揭示了所谓的“19世纪秘史”——记录金本位制对非欧洲国家的深远影响。对于这些非欧洲国家来说，“现代性”意味着它们的物质生活从属于价格形式，而价格形式则成为一个杠杆，通过这一杠杠，必需品和新的资源可以不用直接的暴力就被运走，被出价的商人输送给接受价格的欧洲消费者。总的来说，“现代性”具有两面性，粮食贸易充分体现了这一矛盾。
一个早期的粮食暴动是为反抗臭名昭著的“寺庙工资”而爆发的。“寺庙工资”由当时处于英印总督李顿勋爵的军事化统治下的孟加拉副总督于1877年提出，目的是削减孟买和马德拉斯政府提供的救济开支。这种大米配额制(没有高蛋白、鱼和肉)“为辛苦劳动者提供的食物比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还要少，还不及印度政府建议的成年男性标准卡路里摄入量的一半”。随后爆发了“救济罢工”，极度饥饿的农民“组织了大规模类似甘地的抗议活动，以抗议大米削减，他们大批离开工作营地，并在本地商人、外地地主和专业人士当中引发了一股短暂的民族主义运动。这迫使孟加拉副总督提高大米配额，降低工作强度。
而中国同印度一样，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有着复杂的系统。在印度，“莫卧儿人和马拉地人随南亚次大陆干旱地区的生态关系和变幻莫测的气候灵活地调整他们的统治”。在中国，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干旱和季风带来的洪水灾害的共同侵害下，“由于成百上千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勾结，由于大运河只能是季节性通航”，中国谷物储备系统的损害情况暴露了出来。
家里能吃的吃光以后，随着救济粮的缩减，极度饥饿的农民开始走出家门，聚集在低洼的地方，以示抗议。在山东“妇女们还组织了戏剧化的抗议示威活动，让人想起了以前人们抗议贪婪的乡绅和不诚实的官员时的情景”。戴维斯指出这种仪式化的抗议表现了一种“道义经济”，这种富于战斗精神自我组织行为一般只存在于饥荒早期，在饥饿还没有瓦解村子和大家庭的组织结构之前。
戴维斯指出，与印度存在森严的种姓制度不同，“异端教派的繁多和民间反清组织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起义具有组织性和合法性”。鲁山县以土匪和叛贼而闻名，当地农民和灌溉工人举行暴动，向穷人开放粮仓，引发了数万人参加的起义，但最终被政府军队镇压。
19世纪70年代后期，巴西东北部因单一种植糖类经济作物、排他性的商业性粮食贸易和严重旱灾导致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流浪到沿海地区，饥饿的暴民对福塔莱萨市的市场进行了抢劫，由此促成了劳动营的产生，劳动营中实行的配给制“同寺庙工资比起来简直就是宴会”，尽管当地的生活水平“同德干高原一样极为糟糕”。
在上述每一个事件中，农民的骚动都是由饥饿引起的，并表现为粮食暴动。这些起义都是农民在绝望中爆发的，它们使各种千年王国运动活跃起来，这些运动把买办和殖民者看成“不道德的”。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和非洲，同反殖民主义斗争相结合的宗教运动以及毛泽东的延安道路，激发了知识分子对从一个方面可称为“半无产阶级化”、从另一个方面可称为农民革命的社会力量进行讨论。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尽管通货膨胀、通过商业运走粮食或是向难民实行粮食配给，都会导致粮食获取的减少，但是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区(postcolonial regions)的粮食暴动都必然与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相联系，由此推动了整个欧洲殖民帝国的去殖民化运动。
在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
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建，当时，去殖民化进程产生了一个几近完成的国家体系，冷战政治就是通过这个体系得以进行的，美国和苏联制定援助计划，以确保它们各自的影响并加强其各自的工业(军事)能力。因殖民统治而造成的贫困与反殖民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发展要求，催生了20世纪中叶“发展计划”的形成，此计划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详细讨论制定，并促进了世界银行及其姊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
在这种国际秩序中，双边经济力量远胜于多边主义。美国粮食援助计划于1954年正式成为第480号公共法，之后统治了粮食贸易20年。美国将其治下的盈余粮食作为特许粮食援助，分配给处于地缘政治前线的国家，以及那些在它看来将来会从接受援助国变成与其进行贸易，从而变成其顾客的国家。这种粮食出口体制改变了第三世界工业化区域中新兴城镇化消费者的社会饮食结构，实际上是将其西化了。同时，这种出口体制也用廉价的主要粮食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本地的农业。
处于西方(技术和军事)援助与贸易框架下的后殖民地国家，接受了这种发展模式，它们将公共物品(土地、森林、水、基因资源、本土知识)商业化，为给进口技术和奢华消费品买单而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从进口廉价粮食到扩展商品关系，这些国家的生存文化经受着持续的攻击。在后殖民地国家，随着原始积累进程中殖民机制的加深，对农民的剥夺也加剧了。从1950年到1997年，世界农业人口下降了约四分之一。现在世界城镇人口的63%居住在南方国家不断胡乱蔓延的城市及其边缘。
由于美国的资本和能源密集型农业模式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实施、农业援助计划为农业综合企业提供的配套资金以及绿色革命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单一种植制度改变了乡村的面貌。随着城市化在南方国家的迅速蔓延，超市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它们将小生产者或者独立的生产者纳入了自己精细的合同网，进而将其融入全球粮食市场。(然而，大型超市往往消灭传统市场——小生产者的销售出路，让他们没了生意。)与之相关的是公司领导的工厂农业的膨胀，这种模式当前主要瞄准的是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台湾地区和泰国。亚洲成为这一全球化进程的主要阵地，例如主要以巴西大豆做饲料生产的肉类的消费，亚洲占了三分之二。伴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已由大豆净出口国转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和油料的进口国，随着牛群向亚马逊的“进军”，巴西牧场成了大豆产地。从物质和金融角度来看，全球化的供给链、社会饮食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这三者使得粮食价格病毒在21世纪可以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并给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