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 夫
只要全年CPI的预期在可控范围之内，未来就不存在加息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特殊环
境中，贸然加息存在着可能灼伤经济体的风险。
通货膨胀一度如厚密的乌云笼罩在2010年的中国经济上空。然而，受到多种力量的作用与对冲，国内物价上行的压力正在得到缓解，但在通胀阴影开始消散的同时，中国经济却要面临下行的风险和挑战。
物价上行压力缓解
尽管进入2010年后，我国的物价水平一直保持持续的升势，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会出现通胀。原因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首先是基数效应和翘尾因素将逐渐减弱。2009年的物价水平总体上较低，凸显2010年上半年的物价走势似乎格外凌厉。由于去年的物价走势呈现前低后高，尤其是12月的CPI增速达1.9%，翘尾因素在今年45月对CPI的影响分别达到了1.5和1.8个百分点。翘尾因素对CPI的影响还将持续，不排除短期内物价会继续冲高，并在67月出现全年物价水平的最高点。随着第三季度翘尾因素的消失，CPI将缓慢回落。
其次是物价上涨的季节性驱动因素将消失。受恶劣天气影响，今年国内的农产品(14.70，-0.59，-3.86%)价格因供给不畅而上涨，但随着天气好转，前期一些农产品季节性上涨的动力正在减弱。
第三是结构性上涨行情中的原有动力趋向弱化。尽管今年15月CPI同比上涨了2.5%，但新的涨价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造成的，而且这部分的贡献率达到9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食品价格在今年5月份环比下降0.5%，于是当月CPI出现了0.1个百分点的环比降幅，这种趋势将随着今年下半年食品价格的续降而不断得到强化。
第四是PPI对CPI的传导作用正在日渐变小。与CPI一样，PPI也有翘尾因素的影响。以5月为例，尽管PPI同比上涨了7.1%，但其中有3.6%是翘尾因素所致，而在三季度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后，翘尾因素将逐步缓解，PPI对CPI的传导压力会降低。另外，伴随着国家对房价和落后产能调控效果的显现，国内对钢材等工业品的需求下降，PPI在今年5月见顶之后会继续回落，由此对CPI的压力势必进一步减弱。
第五是输入性通胀因素得到消除。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大幅贬值，从而带动美元被动升值，而美元的升值又导致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从目前来看，欧债危机不会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解决，美元的持续升势还会拖曳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另一方面，伴随着宏观政策对于产能过剩抑制与调控力度的加强，国内对于铁矿石等原材料的需求将减弱，由此对进口价格形成反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价格极具传导力的美国因素似乎也在弱化，今年5月美国能源价格环比下降1.5%，降幅创2月以来新高；PPI环比下降0.3%，降幅创今年2月以来新高。作为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对象的欧盟和美国在价格市场上波澜不惊，外围因素对国内价格的传导压力就可以得到释放。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突发性因素并在政策及时的调控下，今年上半年国内CPI的涨幅可以控制在2.5%左右，而且全年总体物价水平将处于相对温和的状态，实现3%的CPI调控目标没有太大的风险。
经济下行压力增强
中国经济在今年最初几个月表现得格外亢奋，乃至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1.9%的高点，不少经济学家据此作出了经济偏热的判断。
然而，激进的增长态势并没有得以延续。作为经济动态风向标的PMI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5月出现下滑，显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正在下降。
工业生产连月下滑的结果与宏观政策调控相关联，主要是楼市新政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与整顿所起的作用。资料显示，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5月份全国主要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全线下跌，总跌幅约44%，同期全国70个重点城市住宅用地成交188宗，环比减少14%，同比减少11%。与此同时，规范和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出台，到目前为止，2010年的2000亿地方债发行计划仍没有启动。
调控楼市的结果不仅仅表现在商品房成交量的减少和房价的下降上，还表现在对钢材、水泥等上游工业原材料需求的明显减弱，而且这种产业的关联效应在中国政府调整结构和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生态中被扩充和放大。
另外，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约束无疑直接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和重复性建设，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工业原材料的需求。分析人士认为，对房地产的调控和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抑制不会戛然而止，对工业品的需求所形成的约束还将持续，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除了政策调控可能引致经济下行，作为经济增长的另一驾马车，出口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盟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减弱，而且这种弱势还将被强化。不仅如此，受欧元日趋走弱的影响，今年以来人民币兑欧元已经升值了约15%，出口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也在增大。另一方面，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绝于耳，中国企业的出口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汇率调整压力。
宏观政策“冷中有暖”
针对国内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过热和物价上涨过快的态势，央行三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出了管理好通胀预期的货币政策调控意向。不过，在目前经济已经面临下行风险和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的前提下，宏观政策的适度转向也是大势所趋，至少今年下半年不会出现单边收缩性调控取向，而是表现为“冷中有暖”。
管理好通胀预期依然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但出台加息等实质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的机率却在逐渐变小。一方面，虽然有的月份物价可能超过央行的警戒线，但CPI的暂时走高并不代表着通货膨胀，而且管理层主要从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周期来观察物价的上涨程度，然后作出决策。只要全年CPI的预期在可控范围之内，未来就不存在加息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特殊环境中，贸然加息存在着可能灼伤经济体的风险。
加息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加息必然加大投资转换成本。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对民间资本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为了民间投资腾出空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长期看，这个政策旨在打造经济成长的新动力；从短期看，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房地产投资及相关行业投资潜在的回落风险。显然，加息将抬高民企融资成本，这有违刺激民间投资的政策意图。其次是加息可能弱化运转良好的消费动力。提高利率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物价的上涨，但同时也会强化居民的储蓄愿望，相应地弱化了居民的购买力。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33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加快3.2个百分点。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持续加码。为了呵护这一良好的消费态势，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然应该慎之又慎。第三是加息可能损害相对健康的出口势头。虽然目前中国的出口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但总体仍然保持了比较健康的增长态势。然而，目前出口除了面临着本币升值的风险之外，还要承受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提高利率势必会让出口企业雪上加霜。第四是加息会增大“热钱”流入的风险。由于人民币在金融危机期间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危机之后的人民币表现出了相当幅度的升值预期。而在欧元贬值和美元已经有了大幅升值的前提下，人民币自然成了国际热钱追捧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加息只会加速“热钱”的流入，从而加大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加息这一货币政策被基本排除的前提下，管理层未来可能更多地将通过数量工具和公开市场进行调控。其中不排除在CPI走高的月份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央票回笼货币的力度。而在物价水平回落到可控区间之后，央行也可能在部分月份向市场注入一定数量的流动性，以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另外，在使用经济手段调控市场的同时，管理层可能在下半年强化行政手段的使用力度，包括加强价格监测，严厉打击恶意炒作和哄抬物价行为；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完善最低工资与物价水平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的产业政策和信贷支持政策等。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