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有机会被称为“小三”的东西里头，三聚氰胺是最可怕的。过去有一位闻名遐迩的李姓“小三”，害了好几位省部级高官“男友”，级别是高的，但数量毕竟还不算太多。而三聚氰胺就不同了。
它第一次出现时招致几万名儿童入院治疗——当时新闻关注最多的是死于肾损伤的几名儿童，但实际上，后续影响对于至少数以千计的儿童来说会一直持续到风波过后很久——甚至是一辈子。
根据加拿大医学会杂志CMAJ今年初刊发的一篇论文，尽管中国受到摄入有毒的三聚氰胺污染的产品影响的大多数儿童已经康复，受影响儿童中有12％仍然存在肾异常。
这篇发表在国外的论文，作者都在国内任职，他们对包括了三鹿集团所在并销售产品的石家庄市元氏县的8个镇、7933名儿童进行了超声波检查——这些儿童在2008年9月都不足3岁，他们的母亲生活在研究区域里。
研究者发现，在接受筛查的儿童中，有一些表现出了肾结石和肿胀的证据，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临床症状，这既有好消息——受影响儿童的大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三聚氰胺的有毒效应中恢复，而不需要特别的治疗，但也有坏消息——受影响儿童的12％存在肾异常，这表明需要进一步随访。
这组作者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结果表明需要对受影响儿童进行进一步随访，从而评估对儿童健康的可能的长期影响，包括肾功能。”作为中国体制内人群的习惯，这句话更应该被理解为出于一种意图和缓口气的目的，以使他们的震惊与不安不容易显得那么溢于言表。
我们依旧可以很清晰地想起，那场风波动静很大，仿佛刮得很猛、很干净、很有力。尽管当时就有一些人隐约地听到“小三”低声的呢喃：“I will be back”。
首先让人担心的是那些本应销毁的奶粉。当许多企业将胸脯拍得山响的时候，心里没底的人里就有我一个。这种担忧在一年前有所验证。去年4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一些光明奶粉。拿这些奶粉牟利的并非光明乳业，我之所以要写《光明乳业的后门》是因为相信，比光明乳业处理得更随意的大有人在。
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就陆续爆出上海熊猫的中老年高钙奶粉，辽宁五洲食品公司和河北凯达冷冻厂的冰棒，陕西的金桥奶粉和乐康奶粉等，它们都使用了2008年本应销毁的问题奶粉。
因此，当眼下又在青海等地发现三聚氰胺奶粉时第一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这些奶粉究竟是遗留下来的还是新生产出来的——前者很惊人，后者更可怕。
奶粉，是含三聚氰胺乳制品最大的病灶。这是因为，三聚氰胺只是微溶于水，如果在原料奶中直接添加三聚氰胺，“自由度”远比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小得多。而且，因为奶粉兑水制成的还原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奶粉随时有机会变身进入流通领域。
而在奶粉的生产领域，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那些标着品牌的奶粉，究竟有多少是自己生产的，有多少是从外面采购贴牌销售出去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2008年9月份公布的69批次含三聚氰胺奶粉。排名第一的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抽样数11，不合格数11，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每公斤2563毫克。
排名第二的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熊猫可宝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每公斤619毫克，只有三鹿最高含量的不足1/4。
排名第三的青岛圣元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圣元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每公斤150毫克，只有上海熊猫最高含量的不足1/4。
再往下，就有一些阶梯分布（每公斤100毫克、50毫克、30毫克等），在一个阶梯上有些地理上相隔万里的企业在三聚氰胺含量上却仿如近邻，极为接近。这是为什么？
再看同一家企业的含三聚氰胺奶粉，比如浦东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仓库找到的，含量最高为每公斤134毫克，最低为每公斤1.35毫克，高下相差百倍。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手工能完成的生产之所以转移到流水线上，除了效率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稳定性所带来的产品无差异。好吧，就算我不要求你的奶粉不含三聚氰胺，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奶粉企业能做到每包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是一样的呢？
我不敢断言什么，但要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一些品牌奶粉根本没有严格地走奶源到奶粉的路径，而是不同程度通过采购各种来源可疑的奶粉来“生产”自己的奶粉，我是不会吃惊的。
在中国的许多产业领域，都有大量过剩产能。但对于产业中占优势的企业来说，过剩产能反而是好消息，这意味着可以借用比自己生产更便宜的产能。借鸡生蛋还可以跟母鸡商量“只给你蛋壳的钱”当然是过瘾的事。
这是捷径，依赖别人的生产系统节省资本投入，又有随机议价的弹性。但这又像后门，程序员可以远程调用自己办公室的电脑在家办公，他人也可以走同样的路径入侵电脑。当你外购价格极低的奶粉重新包装出售，就得承受不可靠的风险——可怜的只是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消费者。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也从来没有“小三”能暗算到柳下惠。浮现在品牌生产系统中的三聚氰胺隐忧，根源也许在水面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