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羊头，卖狗肉？
灰色生产链的存在，导致真正的气田产量，一直模棱两可。
其实开采二氧化碳气田并非中国独有，巴西、阿尔及利亚、东南亚等国家，二氧化碳气田也是奉行“开采-销售”的开发模式。
但回收企业指责，黄桥气田的开采一直处于失序状态，即便泰兴厂尝试转变，但那些密布气田周围的小厂，仍在暗自销售二氧化碳气体，令其作为二次排放产品，难免将资源转化为了气候变暖的祸害。
这几年，二氧化碳气体广泛应用于消防、医药、农业、食品、焊接等领域，更成为众多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俨然是利润丰厚、供不应求的香饽饽。
一名回收企业的老总直言，几年前供不应求时，二氧化碳出厂价一度达到了600元/吨，利润高达200%。而现在新疆、云南等地由于供不应求，价格可能达到了1000元/吨。
黄桥气田自然成了趋之若鹜的目标。据知情人透露，一些黄桥镇当地人通过各种关系，从通往泰兴厂的气田管道上“偷气”，自己成立小作坊，不经提纯处理就开始销售。
泰兴市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戴新华估计，混乱时小厂数量大概有15家。
这样灰色生产链的存在，导致真正的气田产量，竟一直模棱两可。泰兴厂生产部负责人丁成扬称是20多万吨，泰兴市国土局的数据是近3年的平均数36万吨，而专家李小春在某次会议上听到的是50多万吨，竞争对手回收企业的市场经验认定是100万吨左右。
2008年4月，泰兴市政府进行了行业整治，杜绝“无政府”状况，对生产企业进行“一厂一表”管理，并要向矿权人华东石油局缴纳200元/吨的资源费。但混乱之疾，仍未根绝，相反却另有表现。
二氧化碳因其需加压运输使用、致人窒息等特性，属于国家危险品管理目录，生产企业需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销售时要具备二氧化碳的经营许可证。但黄桥的许多小厂并无上述证件，只能以生产化工产品为幌子。一名化工企业销售经理举例，比如上马生产苏打水的设备，将二氧化碳作为其回收产品，巧立名目进行销售，“苏打水一年生产个几吨，做做样子，其实还是卖二氧化碳”。
对外销售时，票据填写也是“打擦边球”，写上“二氧化碳液碳”，待到经销商进货之后，再出货时就可以把“液碳”二字模糊掉，产品就成了“二氧化碳”。
“这实际上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建冲说。记者从黄桥工业园区管委会亦得到印证，黄桥镇和相邻的溪桥镇几乎没有成型的二氧化碳化工企业。管委会党政办副主任丁虎生提及溪桥镇有一家生产降解塑料的企业和一家干冰厂，“不过，这些厂规模太小了，谈不上产业”。
因为小厂出气成本低廉，大打价格战，导致华东二氧化碳市场目前恶性竞争激烈，价格已经低至约200元/吨。
政策空白，争议不休
“关闭黄桥气田没有法律依据，国家要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整。”
据李小春介绍，全国已探明的二氧化碳气田有三十多处。黄桥气田可能是开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处，此外东北等地一些油田也在开采二氧化碳。
2005年，国土资源部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其中规定，二氧化碳气的开采，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除此之外，未见更具针对性的相关政策。
国家层面似乎忽略了这一地下资源领域的政策指引。赵世卿是南京一家回收企业总经理，他曾给国家发改委发去投诉邮件，回信称，这不属于国家发改委业务范围，请向国家能源局提出。
发给能源局的邮件却至今没有回复。赵世卿又致电国家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接电话的女同志表现得很惊讶，说还有这种事？但这件事也不归环保部管。”
本报记者向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土资源部咨询这一领域的政策，截止发稿前，也都未有答复。
业内专家对此也莫衷一是。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张永春正在主持欧盟一个二氧化碳捕捉与储存研究课题，他把黄桥气田形容为“罪魁祸首”。不久前，江苏省曾邀请他参与一个发电厂二氧化碳回收项目的调研工作，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这里黄桥每年开采几十万吨，都没人去管，现在还要投资上亿元回收。你们应该先去把开采的关闭了再说。”
他希望国家能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后果严重，“现在很多单位都不愿意上马回收设备，因为要投入，如果卖不出钱，企业不愿意做。”
而支持开采者，如华东理工大学的田衡水教授则言，“我们一要考虑环境，二要考虑经济成本。”
他建议将不好处理的回收二氧化碳储存入地。而节能减排的目标应该从总量上考虑，可以通过其他领域、其他新能源技术来达到，不能放弃优质低价的产品，应该适用于市场规则，不能硬性规定。
“现在关闭黄桥气田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家必须要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整。”李小春说，“目前二氧化碳市场需求量大，如果没有出现替代品的话，也没有办法关掉。我希望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能找到新办法，就可以不用开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