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龙(本报评论员)
价格管制是政府最不该做而且做不好的事情之一。如果有足够充分的市场竞争，如果值得托付的医院足够多，医院药品的价格就有望达到一个市场能接受的合理区间。
一瓶出厂价仅15.5元的癌症辅助治疗药芦笋片，湖南省湘雅二医院卖给患者的价格是213元。看病贵，药价高，本来早就是普通群众都有的生活烦恼，而这一次，央视曝光的药价虚高到了离谱的程度。善良的人们纷纷呼唤政府加强监管，甚至有网友提出“以出厂价为准，最高价封死，谁违反就治谁的罪。”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要得到符合大多数患者利益的医疗价格，必须依靠监管部门的强力规范和“严惩”来实现。然而，这种想法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即使没有权力寻租现象，医疗价格管制的有效性也必然会打折。其一，有关部门对药品价格管制靠“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准则来定价，但成本调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花费巨大，等到算出来，又常常时过境迁；其二，由于信息不对称，价格管制部门永远无法准确定出一个让医患双方都感到“合适”的价格；其三，最关键的一点是，强行压低价格的药品将退出市场，必然改头换面以更高价格的“新药”出现，否则，医生就会开高价的“进口药”替代之，或者进口高价仪器让患者去“检查”。总之，医院生财的门路多得很，监管必然会“按到葫芦浮起瓢”，患者最后付出的价格还是会很高。
事实上，政府部门已经多次采取行动控制药价虚高，什么“指导价”，什么“零加价”，什么大检查，名目繁多；也不断地列出过一张又一张药品降价的清单。但人们很快就发现，那些降价的药大多数医院都声称“缺货”，在医生的处方中，在患者的药费单上，药价依然高挺。其实，央视的同一篇报道已经披露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自1996年至今，中国针对医院药价高的问题出台了大量的调控政策，采取了24次降价措施，“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药价高的问题”。显然，历史实践和现实情况都证明，根本不能指望政府定价的降价措施“一招制敌”。
按照经济学常识，价格的形成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但其价格的形成机制与食品等商品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其需求缺乏弹性，要害在于供应。现在，合法行医的门槛太高，医院太少，垄断或寡头竞争之下的医疗服务供不应求，这才是药价虚高的根源。有研究表明，中国80%的药品是通过医院销售的。医院的医生原本是受患者之托，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来代患者选药的，扭曲的价格管制之下，“以药养医”的医院之药必然屡屡卖出天价，医生也蜕变成药贩子的推销者。
价格管制是政府最不该做而且做不好的事情之一。如果有足够充分的市场竞争，如果值得托付的医院足够多，医院药品的价格就有望达到一个市场能接受的合理区间。降低药品价格的关键，正在于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供应格局。既让患者有“用脚投票”的价格博弈能力，也让真正的好医生体面地赚钱，还可以解决医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