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南湖湖畔的高农大厦19和20层的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诺大的两层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三五个人。两层都没有鸿福农业有限公司的字样。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用非当地口音询问是否有抗虫的稻种卖时，该公司办公室主任非常谨慎，表示他们公司只有棉花和玉米的种子，不卖水稻的种子。得知记者要大量购买，在河北、山东试种时，他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给一位销售经理。
该销售经理递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份产品宣传单，上面是鸿福农业四个字。两张彩页上面有四种玉米品种，三种棉花品种，一种水稻品种“粤优99”(专家示范种)。彩页中间还夹着一张单独的黑纸白字的宣传页《新一代绿色超级杂交稻：福中王》：“种福稻，福就到！不种不知道，种了才知妙！省钱、省工、增收。”品种简介说这种稻种的优势是可以抗各种螟虫，亩产可达1400斤。
该销售经理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福中王就是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市面上的转基因稻种，很多都叫“绿色稻”“超级稻”。“抗螟虫的，前期防一下蚜虫，后期防一下稻飞虱，螟虫全不用管，中间就天天在家待着就行了。”他表示，秋天收得好的话，还会给代理的公司返利。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未来做转基因水稻是一个发财的机会。“20块钱给你，零售价你可以卖五六十块钱，是比普通稻种贵，但是只要农民认可，他会承受的。”有时候该公司也卖散种子，装在塑料袋子里，一百块钱一袋。该经理在开始有些谨慎，说只能卖少量的，只有几千斤，但是，后来表示要多拿可以和他们老总再谈。
“很多科研机构都在做，我们公司和华中农业大学有合作，已经做了五六年了，要储备(转基因水稻)这个资源。”目前，该公司主要是在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做示范推广，“每个县市都安排一点，先铺开(市场)。”该销售经理还告诉记者，在湖北，像鸿福农业有限公司这样的种子公司有很多。而在全国各地，与有转基因水稻研究项目的农科所、大学、企业有合作的种子公司更难以计数。
转基因利益诱因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的规模种植，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240多亿的转基因研究专项，和巨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无疑搅动了各方的利益神经。
2006年，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这一总预算超过240亿元的专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
“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研究员薛达元直言。
“中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这种现象是“转基因的群众运动”。“没有理智、没有秩序地做转基因研究，容易有偏差。”他认为，转基因专项资金要严格管理，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100多种转基因稻种在各大实验室的试管中待命，等待批准。最著名的除了这次批准的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外，还有7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也正在申请安全证书。这7个品种包括：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CpTI/Bt水稻；另外还有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Xa21)；改良淀粉品质的转基因水稻；转铁蛋白基因水稻(蜡纸基因反义片断)；增产转因水稻(PEPC)及增产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
数据显示，中国的种子市场价值已经从2001年2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500亿元左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各个研究机构和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圈地”。
清明节一过就要下秧了，董克江今年打算种两亩自留种的早稻，两亩西瓜，五亩杂交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因为“产出来的大米目前还不收”，很多村民都只能把它掺杂在普通大米中“偷偷摸摸地卖出去”。“只要国家一推广，认可了，这种稻米种子肯定会很俏。” ★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杨庆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我的餐桌谁做主
如果我们陷在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的争议里，争论就永远没有完结。在这个纠结中真正重要的是，以水稻为主粮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否得到了尊重
本刊记者/庞清辉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每年，每个中国人大约消费97公斤大米左右，而中国整体的消费量则有1.7 亿吨，约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35.7%。但是，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水稻种植和食用的知情和选择权利，则付之阙如。
“广大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极为分散，又面临着巨大的知识壁垒、语言壁垒和技术壁垒，一直没有能力表述自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水稻转基因安全证书获批
2009年11月27日，经常浏览各种农业和食品信息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发现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
方立峰所说的“清单”，全称为《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清单》)。按照登载该《清单》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信息显示，《清单》发布于2009年10月22日，在名为“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的文件中，共有基因抗虫杂交棉、H9亚型禽流感病毒等43项事关转基因重组的安全证书，审批编号则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一直到074号。而遭到方立峰质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排列于《清单》末尾的072号到074号。
来自“中国生物安全网”的官方信息显示，该网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承办。网站“审批信息”栏目中，《清单》最早发布时间为2009年10月22日，修改时间是2009年10月27日。
10月22日，打开这个《清单》时，方立峰并没有看到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时，“多了两个”。
在转基因农产品商业化的道路上，安全许可的获得是最难突破的一环。而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的获批，也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转基因大米和玉米向商业化生产的大门迈出了最实质性的一步。
最先回应安全证书批准的，是国内外股票的涨停。2009年11月23日，中国第三大种子生产商——奥瑞金公司的纳斯达克股价涨了一倍。而有“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在2009年12月2日强势封住涨停，短短一周，丰乐种业涨幅高达23%。也正是看到股票涨停的迹象，让方立峰等一些关注转基因安全证书批准的人觉得“中国的转基因是不是松口了”，并寻找发现了那份清单。
像方立峰一样，无数的中国消费者也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每天吃的主粮将要被改变。对此，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院吴孔明在2004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曾表示：“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面对各界的疑问，2010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以转抗虫基因水稻为例，经相关省政府部门审核、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评价和农业部批准，研发单位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除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外，根据安委会的评价意见，2004～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检测验证”。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也是当前这届安委会成员之一，他对媒体公开表示，从1997年开始，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认定，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审批惯例，不仅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此，包括转基因抗虫棉等中间试验的审批也是如此，但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我们承认在这类事情上，精英的知识和能力比公众要强，但我们第一，没把握他们是否足够强，强到肯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第二，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在为公众谋利益，多大程度上在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谋利益也没关系，但要讲清楚谋了哪些利益、多大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表示。他并且认为，公众必须对转基因水稻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监管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国际性法律条约，中国也是其中的缔约方。议定书第23条要求：各缔约方应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规章，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在不违反关于机密资料的情况下，向公众通报此种决定的结果；每一缔约方应力求使公众知悉可通过何种方式公开获得生物安全的信息和资料。
“让争论发生在农业部批准之前，而不是之后。”周立说。
安委会“早已审核”
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说明，“安全证书的颁发是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那么，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安委会的作用不容小视。
但是，安委会的名单却一直没有公开。能够见诸公开身份的，只有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日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就此问题发函至农业部，至记者发稿时，尚未有回复。
“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以便让公众判断，这些专家与该项目有无利益相关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消费者有权知道，是谁在自己的主粮问题上做了决定。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是2002年成立的第一届安委会成员之一，“58人组成的安委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薛达元说。
由于薛达元一开始就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他最后没有再被邀请参加会议。“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薛达元说。
据农业部网站资料显示，第一届安委会是在原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担任主任。第一届安委会由58名专家组成，涉及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贸易等多个领域，负责安全评价评审、技术咨询及技术指导工作。安委会任期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