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卫生部的一纸通告，再次把“全国戒网专家”杨永信的“网瘾”治疗模式拉到聚光灯下。这位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生在“网瘾”孩子太阳穴或手指上接通电极，试图以电刺激引发孩子对网络产生厌恶感的疗法，因其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而被卫生部叫停。
“网瘾”这个词自从诞生以来，就一路伴随争议。“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只是诸多“网瘾”治疗机构中的一个代表。而究竟什么症状表现才算“上网成瘾”？“上网成瘾”究竟是不是病？如果是病，应该由具有什么资质的机构来收治？治疗方法究竟有哪几种？这种种疑问都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回答。然而就在“网瘾”相关概念依然模糊一片的时候，“网瘾”治疗已经在迎合市场需求中，呈现一派乱象。
“网瘾”猛于虎
“网瘾”青少年让家长遭遇的痛苦，旁人难以想象
在山东省临沂市， “网瘾”治疗中心颇有名气。尽管它所在的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地处城边，稍显偏僻，但出租车司机都不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这是当地的“招牌”。
18 时，正值 “网瘾”治疗者的集合时间。约有140多名青少年男女穿着统一的迷彩服，喊着统一的口号手挽着手，迈着整齐的步伐从治疗中心的小院子走到几十米外的一个较大的院子里进行训练。
统一挂着“某某爸爸”、“某某妈妈”牌子的家长们先是站在小院子外面，当孩子们走到后面的大院子进行训练时，家长们也紧随而至。
在 “网瘾”治疗中心，陪护的家长成立了“家委会”。 “网瘾”者在这里并不被称为病人，而是叫做“盟友”。在院方及家长眼里，这些孩子都是“走偏”的人。
在这140多名“走偏”青少年中，约有15名少女。100多名盟友加上每位盟友有一到两名家长陪护，让 “网瘾”治疗中心挤满了数百人。每一间房基本上要住4名“盟友”和4名家长。“走偏”青少年的父母中有大学教授、房地产公司总裁、银行高管、公务员或商人。他们大都穿着得体，谈吐得当。但是，在表面温文尔雅的背后，他们对自己的孩子都已经放弃了温和，因为他们经历过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
在网戒中心，很多家长告诉记者，这些孩子的过去让他们伤透了心：在网吧不回家、和社会上的损友胡混甚至吸毒、早孕……有的孩子不仅打骂父母，还因为上网想要杀掉父母。
记者和家长们正聊着，一位戴红牌的家长突然站到记者面前，制止记者的询问。“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他顿了顿，补充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的绝望和无助。”旁边有人称呼他“老秦”。
老秦原是一名基层干部，因为孩子染上 “网瘾”，他不得不辞掉工作，专心求治。他的孩子已经在 “网瘾”治疗中心住了三个多月。他说，这里是全家人最后的希望。
说起孩子，老秦皱着眉头，尽管口说不接受采访，却忍不住倾诉。
“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会变得这么冷漠。”想到深陷网络不能自拔的儿子，老秦一脸迷茫。“他妈妈在网吧里撕心裂肺地哭，跪下求他回家，他却一点表情都没有！”“儿子的成绩虽不是特别好，但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初二时开始接触网络，因为没影响学习，我们也没在意。去年9月，他以不错的成绩考入高中。”
“去年10月和今年2月，因为一点误会，学校先后两次要求我们把他领回家反思。缺了10多天课，他的学习就跟不上了。他拒绝到学校上课，每天在家闲着，两周后离家出走。”老秦说：“出走三天后，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网吧里找到了他。两天后他再次离家出走。随后的一个多月，他吃在网吧、睡在网吧，为了上网，还四处向同学、亲戚借钱。冬夜里下着大雪，我和他妈妈冒着风雪去网吧找他。他妈一遍遍地哭着求他：‘孩子，别玩了，跟妈回家吧！’他却完全无动于衷！”
在一旁的王一（化名）妈妈主动靠过来：“这里面什么样的孩子都有，”她听说，“16岁的女孩子在网上交了9个男朋友，还觉得自己把男孩子玩了。”
家长们说， “网瘾”很不容易戒除，有的孩子治疗时忍着，离开后马上故态复萌。
站在老秦身旁的老王手臂上有一条近30厘米长的肉色疤痕，这是因为阻止孩子上网，被孩子拿刀砍的。“其实他是个好孩子，我从小培养他钢琴、美术、体育特长，一直是班干部，就是因为 ‘网瘾’变成这样了。”
有家长补充道，砍父母的不多，但打骂父母的占一半以上，还有冷暴力——几年不和父母说话。
模糊的概念
专家和公众争论不休，却发现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清楚
“网络成瘾”这个词是一个舶来品。1994年，一位美国精神科医生觉得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关于酗酒、赌博成瘾等“行为障碍”定义缺乏生理基础，因而故意仿效着造出一个“网瘾”的概念。
谁知这个在西方如同恶作剧一般的名词，到了中国却具有现实意义。
2005年，我国第一个有关青少年“网瘾”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正式发布。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进行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网瘾”比例达13.2%，而在非“网瘾”群体中，另有约13%的青少年存在“网瘾”倾向。
舆论哗然。由于中国青少年基数庞大，据此推算出青少年“网瘾”者数以千万计。
杨永信就是在此背景下，涉猎戒治“网瘾”工作。此前，他一直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心理卫生工作。
2006年1月，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成立，开始收治“网络成瘾”的少年。2006年5月10日，杨永信治疗 “网瘾”成果的第一篇新闻见报。报道称，20名正在接受治疗的 “网瘾”者在心理专家杨永信的带领下远离了虚拟的网络，走到大自然中尽情放松。一名患者在报道中称：“真后悔以前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网吧里。”
这个报道刊发后，对杨永信治疗“网瘾”的报道就多起来。随后的一年内，《全国首家网络成瘾治疗网站在我市正式开通 》、《临沂“戒瘾网吧”成功为百余网瘾者戒瘾 》、《零距离感受网瘾戒治过程 》、《戒网瘾中心一年收治316个网瘾孩子》、 《创办国内首家戒瘾网吧、戒瘾学校、戒瘾同盟 》等多篇报道在不同的媒体纷纷见报，杨永信成了临沂乃至全国的“治疗‘网瘾’英雄”。
就在杨永信因为治疗“网瘾”而声名鹊起的时候，关于“网瘾”本身的争论却从未平息。
“网瘾”是什么？
“网瘾是一种精神疾病。”中华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精神病学会分类与诊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彦方认为，在医学上，“网瘾”和病理性赌博类似，归类于习惯性冲动控制障碍。它和毒瘾、酒瘾等物质成瘾不同，属于成瘾行为，即沉迷于某种行为不能自拔，从而影响了患者正常的工作、学习、交往、生活等社会功能。患者的沉迷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纯粹为了获得心理满足。
陈彦方强调：“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严格定义的基础上。” 他列举了症状学标准、严重标准、病程时间等多项指标。根据这些指标，他由重至轻将 “网瘾”划分为四类：临床疾病状态，亚临床状态，亚健康状态，正常使用网络。社会上笼统地称呼为“网瘾”的实际只包括前三类，真正需要医学关注的“网络成瘾”其实只有处于临床疾病状态的人群。据陈彦方估计，“这一类人通常只占我们所说的有‘网瘾’者人群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作为参与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主要负责者之一，陈彦方曾经试图推动将“网络成瘾”写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最终因为编写工作组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作罢。
基于同样的认识，2008年11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陶然的主持下，北京军区总医院公布《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包括玩游戏成瘾等被郑重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随之而来的，是学界的争论和大众的口水战。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上网时间的长短上。
“其实上网时间只是指标之一，医生做临床判断还需要综合其他因素考虑。”陈彦方发现，媒体和公众还是将口语化的“网瘾”和医学意义上的“网瘾”混为一谈。专家和公众所持的基本概念都不一样，现在大家打的是一场糊涂仗。
然而，似是而非的“网瘾”概念却催生了庞大的市场。短短3年里，杨永信的 “网瘾”治疗中心收治规模翻了好几倍。形形色色的“网瘾”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在各地迅速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