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运动一直扮演着不太讨人喜欢的角色。烟草广告的禁播，结果养活了一批善于变通的文化传播公司；公共场所禁烟，也几乎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成为一纸空文。唯有提高烟草税收，经过“有关专家”持之以恒的论证和提案，终于在近日得到结果。但即使是这个来之不易的结果，怎么看也让人觉得另有文章。
先看生产环节的税率调整。“为了适当增加财政收入”，以调拨价70元/条为界将卷烟产品分为甲乙两类，70元/条以上的甲类烟由45%上调至56%，70元/条以下的乙类烟由30%上调至36%。
生产环节的税率调整，向来是调整卷烟产品结构和烟草行业格局的重要手段。从最早的单一税率到现在从量定额和从价定率的复合计税，充满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专卖制度的限制下，不断推进行业整合和市场集中的政治智慧。在金融危机之前，“提结构、保税利”一直是业内关键词。经过一系列“关停并转”，调拨价100元/条以下的低档卷烟对工业公司而言大多已是乏利可图，要不是为了保证总体销量，估计很多工业公司都恨不得把50元/条以下的牌号直接停产。很多工业公司为了进入异地商业系统，都是拿低档烟当敲门砖，把高档烟做添头，先给商业公司销售任务打底，再靠高档产品给自己带利润。但受经济危机冲击，居民消费需求普遍低迷，今年卷烟市场的整体消费结构已呈现下滑，未来市场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底。这个时候大幅提税，就显得格外敏感。
卷烟这种嗜好性消费品，和房地产一样也属于“刚需”，价格弹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至少越贵的烟越是“买的人不抽、抽的人不买”，中间价格的商务和行政用烟能屈能伸，花的多半也不是抽烟人自己的血汗钱。反而是“自抽自买”低档烟民，生活压力又大、排遣手段又少，烟瘾于是也重。在这种节骨眼上借全面提税之机把税率的分界线从50元/条上调至70元/条，非常巧妙地扩大了税率增长对低档卷烟的规避范围，充其量不过是让抽5块钱一包烟的人改抽4块钱一包的烟，不至于让消费基础最为庞大的低档烟民弃暗投明。另外，虽说50元/条以下的产品利润上不来，但100元/条以上的产品总量也一直上不去，所以如何在50元/条至100元/条这一价格区间寻找平衡销量与利润的支撑点位，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工业和商业的共同难题。这次调税也正好提了个醒：经过税务部门的精心测算，今年销量与利润的黄金分割点将滑落至70元/条的临界点，各家工业公司就别在100元/条的市场上纠缠不清了。面面俱到、一箭双雕。这也是中国智慧。
既然稳住了80%的基础市场，那就可以高歌猛进地向20%的高端客户要利润了。想当年白沙和红河高调推出过3000元/条左右的顶级卷烟，却终因市场落差太大表现平平，至今仍令业界扼腕。之后好几年，各家工业公司的极品烟都长期徘徊在1000元/条至1500元/条的价格“低位”，还得整天提心吊胆地控户控量挺价格。去年出了个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还一度闹得天价烟要被停产。现在好了，借助产品价格集体上调的东风，中国的超高档卷烟又可以正大光明地向着3000元/条以上的价格区间重新发起冲刺了。
再看批发环节的征税。批发环节的税种空白，一向被视作烟草销售地方割据的肇因。但从短期来看，5%的从价税尚不足以改变地方政府对烟叶税和生产税的绝对依赖。作为增设税种，给国家财政补缺应该才是批发税种的市场定位。
总的来说，这次税率调整在不严重影响低档烟总体销量的同时又大幅提升了高档烟的平均价格，还打开了商业环节征税的口子，为烟草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埋下了伏笔，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构建全国大市场的战略布局保持了步调一致。自中国加入国际控烟公约以来，倡导者终于学会了在“护烟”的基础上“控烟”。懂得长袖善舞，也是一种实质性进步。(赵元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