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食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牛奶中的三聚氰胺、猪肉中的瘦肉精、禽蛋中的苏丹红，等等，给畜禽产品消费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老百姓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直线下降。
不少人都在谴责养殖端、奶站与奶企的无良，其实我们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群体，那就是最初的源头传播者。是谁把那些东西引进到国内，并通过“山寨”版将合成成本降低，以适于国内推广的？养猪户哪能发明什么东西能够让猪长出更多的瘦肉来？鸡（鸭）场老板肯定不懂什么化学成分能让蛋黄又好看又流油。农民连蛋白质是什么估计多半都讲不清楚，更不会发明出一种让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增加的东西来。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技术，没有专业科研工作者的参与，普通人是没有本事做出来的。这些害人的产品，某种程度上都是科技界害群之马引进来并仿制合成的，当初还可能得到不少的国家科研经费资助，有些甚至被相关部委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后来又以科学产业化的名义推广出去，研究者名利双收（这些产品背后都有业内知名高校企业的推手说明了问题所在）；最后养殖端东窗事发，而科技的源头早已赚够了黑钱，安然转身。《“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南方周末》文章）还原了瘦肉精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过程，追根溯源，把那些以科学的名义但实际在进行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给暴露了出来。
据报道，以盐酸克伦特罗为代表的“瘦肉精”，早在大规模引进中国之前，已在国外出现过大面积的中毒事故，并被多个国家禁止。但当时中国的专家却“忽视”这一重要信息，反而踊跃引进。这里有的人是出于专业研究之需，有的人却不乏利益驱动。连引进与推广“功劳最大”的专家自己也承认：那时国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猪，他学生的研究吻合政策方向，“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顾忌。”结果，研究人员在明知美国禁用β－兴奋剂（“瘦肉精”是β－兴奋剂的一种）的情况下，申报了课题，领到了经费，但并未向国内透露美国禁用一事，随后还获了奖。三聚氰胺、苏丹红也有着类似的传播过程。
更有甚者，据《新型“瘦肉精”现身黑市》（《南方周末》文章）报道，一些无良知的科研工作者又根据国外专利仿制合成了“瘦肉精”的升级版———莱克多巴胺，但依然被农业部列入禁用目录。有部分专家在国家明令禁止后，仍唱好莱克多巴胺。为躲避产品检测，某农业高校专家竟然搞出掩蔽剂，这种掩蔽剂会先跟检测试剂发生反应，如此，检测试剂就不再与莱克多巴胺发生反应。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到底这瘦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的发明（引进）与推广者是谁，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我们只是由此看到一些科研工作者社会责任赤裸裸的缺失，甚至天良丧失，追名逐利的浮躁心态驱使科技成果无所顾忌地走向滥用和恶用。
目前，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奖励措施在不断加大和完善，而且奖励是巨大的和眼前的，而惩罚似乎是不可能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若有的话，也是长远的，这种奖励与惩罚的不对等性，也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当前一方面仍然需要社会加大力度支持科学的发展，科研工作者应该由于对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作的贡献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要对那些可能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科学研究进行严格限制，对那些只为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的科研工作者加以惩处。通过瘦肉精事件我们看到，在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已经很明确的情况下，那些无良知的研究者明明知道他们的产品副作用很大，但在暴利与不受惩罚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如果再不进行必须的惩罚，接下来新进入科研界的跟风逐浪者一定会越来越多。(龚 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