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流患者道歉折射“公民”意识的进步，相对于此，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一些“公仆”的道歉意识往往反而显得相当淡薄
广州甲型H1N1流感患者“准新郎”李某出院了，在出院时他特地通过医院给公众留下了一封道歉信，对自己的疏忽大意给公众造成的影响及不便深表歉意。此前，不少网友提出，李某已知自己身体不适，却仍带病拍摄婚纱照，多次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并导致两人被传染，是缺乏公德心的表现。有网民甚至将其“封”为“李染染”。
之前，内地首例“甲流”患者包雪阳和之后的山东患者吕某，在治愈出院后都采取了同一种做法，就是向公众道歉。相较于前二者，看起来李某似乎更有道歉的必要，因为他将病毒传染给了两位与他接触的化妆师。
然而，无论从法理还是道义而言，公众并无权利要求其道歉，生病本身并不是他们的错，而且生病也不是他们自愿的行为。至于传染，李某既不知情，更不是有意而为之，也就难言责任。何况他们本身也是甲流的受害者。
作为受害者，甲流患者之所以作出公开道歉的举动，一方面是个体情感的需要，他们想以道歉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尊重，从而缓解内在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外界的指责，也来自于个体的自省——为自己的疏忽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而过意不去；另一方面也是公民责任的体现，道歉是一种提醒，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它提醒别人，防控甲型H1N1流感，需要政府层面的防控体系，也需要每一个公民承担起个体的防控责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甲流患者道歉还为当前社会的人际关系注入了一丝温情的因素。它让公众意识到，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乃至在整个社会节点中，个体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其行动已不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与他人息息相关的，作为一个整体，构成社会公共秩序。要维护这个公共秩序，需要个体之间的沟通。道歉无疑为个体成员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润滑剂。
如果说公民道歉折射的是公民意识的进步，那么相对于公民个体在公共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主动道歉意识，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道歉意识反而显得相当淡薄。即便迫于舆论压力，某些官员的道歉看上去更像是搪塞，甚至是狡辩、推脱责任，而不是主动承担部门和个人的责任。在问题官员身上，表现尤其明显。这种“洗责”、“被迫”、“敷衍”式道歉是对公众的不尊重，也表明我们的政治文明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历史的进步既体现在公民意识、个体道德品质的提高上，同时也应体现在公共管理层面的制度成熟上，体现在人民公仆意识的提高上。甲流患者都能主动道歉，那些问题官员、那些在公共事件中需要承担责任的政府部门和公仆们，主动道歉又有何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