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此时的三鹿的动作是迅速的，采取的措施也是有力度的。但是，在成立的各种组织里，却看不到有关法律风险的防范机构的影子。其实在这个时候，首先就应当及时启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对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及其后果进行评估。
三鹿在6月份初步发现了问题。2008年6月，三鹿又派人直接与出现婴幼儿结石病患的医院联系，试图找出原因。7月17日三鹿召开会议，会议通报了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生了十几例婴儿患肾结石的情况，说大部分都食用过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江西、湖南、湖北、河北等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此时三鹿“尽管不知道出了怎样的问题，但知道肯定出了问题”。
然而，即使意识到是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三鹿仍然没有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一事件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产品无论因何种原因出问题，都是产品质量问题，而产品质量问题就是法律问题 ，也就是说，此时该事件已经非常明确地演化为纯粹的法律问题，此时公司首先应当从法律层面上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但是三鹿采取的却是想办法“封锁媒体”。
大约在7月20日，三鹿开始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7月24日，向河北省出入境经检疫局送检16批次的样品。7月26日，初步获知送检的样品中含有三聚氰胺。8月1日，三鹿正式获知16批次奶粉样品中15批次检出了三聚氰胺。
8月1日傍晚到第二天凌晨4点，三鹿召开了经营班子扩大会议。会议最终形成了几项决议：一是对已有奶粉立即进行封存，暂时停止产品出库；二是收回市场上的产品并购置检测三聚氰胺的设备，由王玉良负责对库存产品、留存样品及原奶、原辅料进行三聚氰胺含量的检测；三是由杭志奇加强日常生产工作的管理，特别是对原奶收购环节的管理，并决定派出400多名检测人员到各收奶站，以“人盯奶站”的方式监督各奶站，确保原奶的质量；四是召开董事会，公布已经出现的问题，制定收回的方案，对通过检测的和没通过检测的产品进行抽查。
从上面的回顾中可以看出，2008年8月1日前，三鹿的产品已经出现了质量问题，法律风险已经实际发生，但导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原因是他人违法所致。8月1日前，三鹿一直在努力地查找原因，由于我国并没有食品中三聚氰胺的相关标准，三鹿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既不存在故意，也不存在过失，其自身并不存在违法行为，此时三鹿的角色与患儿一样也是受害者。但是由于三鹿一直没有将这一事件纳入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处理，忽视了法律风险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导致事件在8月13日性质发生彻底变化。
8月13日，三鹿集团再次召开了经营班子扩大会。根据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的董事提供的一份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会议决定，用三聚氰胺含量不高于15毫克／公斤的奶粉，换回三聚氰胺含量高的奶粉。13日的会议结束后，公司副总王玉良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对经检测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公斤10毫克以下的产品准许出厂销售。
从这一天开始，三鹿由他人违法引发的法律风险演变为自己违法引发的法律风险，性质彻底发生变化。
即使按照外方董事提供的欧盟标准，每公斤体重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也只是0.5毫克，如果超出此量，三聚氰胺将会对人造成伤害，也就是说三聚氰胺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如果奶粉中含有该物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国家没有相应标准的情况下，是严禁生产经营的。而奶粉中之所以含有三聚氰胺，是由于牛奶中被人掺入了该物质，也就是说牛奶已被掺假、掺杂了，用这样的原料生产奶粉或出售该种奶粉，就属于生产经营掺假掺杂的食品，依据该条第七项的规定，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正是这一违法行为，导致患儿继续增加，事件继续蔓延，损失进一步扩大，也使三鹿由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了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的罪魁祸首，最终使之走向破产，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回顾三鹿事件的整个过程，应当说三鹿错过了很多次挽救自己的机会。三鹿之所以与这些机会失之交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失相应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体系，绝对是导致其毁灭的原因之一。
三鹿事件反映出我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严重缺失的现实，很多企业虽然强调管理，但也只是重视诸如营销管理、市场开拓之类的管理，很少进行风险管理，即便进行风险管理，也仅仅注重的是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的管理，而不是法律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像三鹿出事之后封锁媒体，就是出于防范市场风险的考虑。
三鹿事件向人们表明，如果公司不注重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法律风险也会与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样，使公司走向毁灭。
作者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