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是不可能持久有效的,监管是流于形式的。”面对着第二届“凤凰山论坛”近300名代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评论员祝匡武的论断给论坛抹上一层浓重的悲观色彩。随着近期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使用和销售案例曝光,人们越发期待健康养猪产业链的重新构建,依靠行业自律与加强政府部门监管,被认为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捷径,而祝匡武却一句话堵死两条路,与会人员莫不噤声沉思。
沉默不久便被打破,一些代表各抒己见,分别从呼唤良心、建立品牌、设立专职部门等角度,试图化解这一难题。
自律:有苦难言,国企难靠
谢灯养领导下的四会养猪协会,成员数已有2006年成立初的56个发展到如今的170人。随着规模的日益扩大,作为会长,谢灯养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方便管理和沟通,协会建立了一个短信平台,谢灯养会利用这个平台群发短信,告诫会员们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杜绝使用违禁药品。同时,在协会会议等场合,他也不忘提醒各个会员单位。而协会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协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处罚权,通知告示也没有法律约束力。”谢灯养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协会在自律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能不打折扣,在杜绝瘦肉精的使用方面,协会也只能更多地配合政府。
同样,由于协会是公益组织,财力也相当有限,四会养猪协会每年收取的会员费,“一顿饭就吃完了”。谢透露,更多的经费需要靠一些企业赞助；在财力窘迫的情况下,很难对会员进行有效的督促。
相对养猪协会而言,养猪合作社成员之间利益联结似乎更加紧密,养猪企业或养猪户更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是否可以更加约束自己的行为,遵从国家法律法规,从而生产一块健康的猪肉?祝匡武认为,这与企业的商业逐利原则相抵触,自律无法持久有效。
或许,被认为是低效的国有经济可以淡化逐利色彩,从而在规范用药方面做得更好。唐继成所在的肇庆市莲花原种猪场是广东为数不多的国有种猪场,存在很多弊端。比如,生产成本高,每进一批饲料,都需要开发票,使得每吨饲料的价格,要比私营猪场高数十元。然而,“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律”。唐不无得意地说,首先,国有猪场向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会去使用诸如瘦肉精这样的违禁药品；其次,猪场的利润大多归于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利益的动机去“搞这个”,“搞了没有好处”。因此,在瘦肉精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莲花原种猪场的种猪和商品猪都比以往卖得更好。“那些人都知道,国营猪场不会去搞这些东西。”唐继成表示。
但搜遍广东所有大型种猪场,姓“公”的企业还有多少?绝对不超过三个!显然,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国企身上,并非主流。
监管:力不从心,九龙治水
瘦肉精事件的中心广州市,是一个生猪生产和消费大市,2008年生猪出栏量是230.7万头,同比增长16.3%。广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周彩信说完这个数字后,开始大倒苦水。他认为,目前的监管体制有效性存在一定问题,原因很多:首先,广州散养户和中小养户较多,监管较难；其次,广州生猪来源复杂,比较难管,尤其是外地猪；再次,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的猪都进行检查。
“《畜牧法》、《兽药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法》等等,地方的法规和文件更是数不胜数。”广州市动物防疫监督所所长彭聪感叹涉及兽药监管法律的众多,然而,多头管理的问题,并不因如此众多的法律而改变。一条猪,在养殖环节属于农业部门管；在运输环节属于经贸部门管；在市场属于工商部门管；如果要出口,归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管；上餐桌,归卫生部门管；涉及加工,归质检部门管。“九龙治水”的局面使得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责任。
“能不能把这些部门涉及食品管理的职能全部剥离,设立一个专门的食品部?”总结上述现象后,江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秘书罗永元自嘲自己提了一个搞笑的问题,他自己解答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涉及到各个部门利益的划分。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也认为,出现监管难的问题,主要是权力缺乏制衡。
出路:最后一关,触摸良知
自律遭商业逐利棒喝,监管受利益划分束缚,生产一块安全的猪肉,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所幸,悲观论调之外,也有积极的声音在会场响起。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一名自称是猪场代表的听众站了起来,“每个县只需要一辆汽车,每天去几家猪场抽查,就能把生产环节管好。”方法看似可笑,不过他认为应该从生产环节抓猪肉安全,却与广州市工商局屠管处副处长李九牛的想法不谋而合。李认为,瘦肉精等药物的添加,是在养殖环节,而不是在后续的运输、屠宰环节；如果把功夫花在后面,往往事倍功半,抓住养殖环节才是问题的关键。
上述猪场代表话音未落,一名代表又站立起来。他自称来自某品牌研究机构,认为在违禁药品广泛存在的行业背景下,优秀的、自律的企业通过宣传自身的品牌,更可以将自身优势凸显,从而拉开与其他企业的距离。“很多企业做得不好没关系,只要2%的企业做得好,政府、媒体宣传他们,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而加大执法的力度,成了会场的共识,谢灯养举例说,在香港不准吸烟的地方吸烟,可被罚1500港币,并且判监禁；而很多猪场使用了瘦肉精,后来却什么事情都没有,让人费解。广东信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皓仪透露,违法私了,成了行业公开的秘密,没有惩罚,何来健康猪业?广东惠华公司业务员偷卖瘦肉精案件获审,结果是业务员成了替罪羊,这也让与会人士愤怒不已。“不可能是个人的问题。”梁皓仪怒道。
惩罚不单是向下,也需要向上。王则柯教授回顾5年前的汉芯造假事件,主管的“国家科技部官员一句话不讲,照样当他的官”；三聚氰胺事件后,“当事官员异地重新任职”。他说,在这种官僚体制下,如果不加大向上惩罚的力度,猪肉出了问题,敷衍了事也成了必然。
虽然观点悲观,祝匡武还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国家立一个条例,直接禁止生产和销售瘦肉精,以及农业部成立一个有执法能力的大队。
既然利益是违禁药品屡禁不止的原因,许多代表试图斩草除根,降低使用瘦肉精等的暴利幅度。一位听众认为,应当改变民众的消费观念,不要认为猪肉越瘦越好,要提倡“某某猪肉,有点肥”,这样,使用瘦肉精就失去了经济驱动轮。
当以上举措都收效甚微时,也许,触摸自己的良心成了最后的一步。“良心”也成了会议上出镜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给猪肉添加点良心,而不是瘦肉精,这是无奈,也是救命的稻草。“为什么,供港猪没有问题,出口猪没有问题,中国内地人就不是人?为什么对自己的老百姓这么不负责任呢?良知在哪呢?”一位观众慷慨激昂的发言激起掌声一片。
■声音
板子打在业务员身上是不对的!我觉得他比较冤枉,他只是执行了命令而已。就像纳粹时期执行任务的军人,他们只是执行上级任务,二战以后对于这样的军人是不予以任何处罚的,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板子就打在这样的业务员身上?
——《南方周末》记者苏岭
在中国犯罪的成本太低。犯罪成本低,所以也造成很多人就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很多时候说点情、花点钱就完事了。而在香港,法制程度比较高,比方说,如果在不能抽烟的地方抽烟,最高罚款9000港币,劳教3个月以上。如果法律更严厉点,在这方面处罚的力度更大一点,我相信会有很大的震慑作用。
——四会市养猪协会会长谢灯养
重金属问题是一个比瘦肉精严重得多的问题,首先是硫酸铜问题。硫酸铜前几年都是一些废铜烂铁泡出来的,这几年进步更大了,都是一些电子废料的电解液来做硫酸铜；硫酸锌没有脱重金属就使用。养猪的人谁知道?做饲料的人又有几个知道?工作废品进入食物链,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广东信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皓仪
从整个甲型H1N1流感事件来看,社会的尤其是科学界的不负责任,是影响行业发展的桎梏。一个本来与猪无关的事件,硬是被一些科学家强加在猪的头上。甚至粮农组织的某个官员竟然提出了有可能限制猪、货物和人员流动的设想,这不得不让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感到悲哀。而在这次流感事件中,竟然又有人提出,可以在三个月之内研发出疫苗。这里又涉及到一个科学常识的问题,多变的RNA病毒是很难在短期内搞出高效能的灭活疫苗的。希望有关部门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将人民的健康和动物的健康放在心里,将一己之私抛于脑后。
——农业部种猪测定中心基因检测室主任樊福好
三鹿奶粉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这是一个很高的奖项,比如一个很名牌的大学,几年能搞到一个就很了不起。三鹿奶粉事件一直到现在,国家科技部到现在好像都没有讲过话,到现在照样当他的官。
——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
猪肉事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必须把想坏主意的人揪出来,千万个坏主意的人还在成长,还在学习,还在培训的当中。因此,农业部能不能成立一个“警察”部门,全力执法?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评论员祝匡武
法律不缺位,机构也不缺少,死刑也在等候,就是企业和个人的法律意识薄弱。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朱永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