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记者 欧阳斌】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这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一个有些尴尬的场景是：病毒轻易地跨越国界，已经在南北半球显现身影；但恰恰是在这个性命攸关的领域，人类的合作依然生涩。
首先，争议最多的是是否应该对疫区及其民众采取限制措施。
中墨、中加之间因限制措施而起的外交风波仍在不断上演续集。除去操作手法的争议，诸如对疫区旅客的隔离，对航班的暂停等措施一再或明或暗地被引向“歧视”层面。这一幕在2003年SARS期间其实也同样发生在中国身上。
根据商务部合作司2003年发布的《部分国家为防SARS对我人员采取限制措施情况的通报》文件，当时韩国、俄罗斯、以色列、新加坡等十个国家对中国采取过限制措施，如新加坡曾规定，所有从SARS疫区进入该国的外籍员工，包括工作准证和就业证持有者，都将接受10天的隔离。新持有工作准证的外国员工，如果到疫区去，工作准证将被人力部取消。
固然在具体实施中有很多技术性改进可做，但在紧急情况下的临时限制措施也属自然。特别是在人们对“高传染性+致命性”疾病还知之甚少的时刻。
“健康与责任”（Health and Responsibility）一直是近几年来国际公共卫生领域讨论的话题之一。但一旦涉及到具体落实，则表现不一。
其次，这次危机也隐现国际舞台上“大国政治”的游戏规则。
4月27日，面对来势凶猛的甲型H1N1流感，欧盟负责健康事务的委员安德鲁拉•瓦西利乌（Androulla Vassiliou）建议欧洲公民如果没有重要事由，不要前往出现严重疫情的国家旅行。虽然她已经非常谨慎地没有点出具体国家的名字，但是此言一出，还是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弹。
当天，美国疾控中心（CDC）代理主任理查德•贝瑟（Richard Besser）立即对媒体表示，瓦西利乌的表态是“不正当的”（Unwarranted）。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 （Keiji Fukuda）则说，试图通过旅行限制的方式来控制病毒，是“不可行的选择”。
面对外界的强烈反弹，瓦西利乌不得不立刻改口称，限制旅行的建议只是她个人的态度，不是官方的建议。但有趣的是，就在瓦西利乌作出这一“个人表态”的同一天（4月27日），同样是美国CDC，却在美国国内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声明，建议美国公民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去墨西哥旅行。
“如果流感不能得到控制，很可能会导致边境关闭。损失也会迅速达到数十亿美元。墨西哥和美国收入和税收的减少会让它们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罗杰•库巴里奇（Roger Kubarych）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前车之鉴是2003年SARS的暴发，中国当年二季度GDP同比下降5%，旅游和交通运输业遭到严重打击。
库巴里奇说：“2003年的SARS给了大多数国家一个启示，就是一旦有流行病发生，要尽快发出警告，让公民不要前往流行病发生地。”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对《财经》记者说：“公共卫生至少有一半是与政治有关的，因为‘公共’就是要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不过，也不能说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没有进步。
5月9日，由美国疾控中心无偿提供的三株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运达北京。尽管这些毒株还不能用以大规模生产疫苗，但将对中国优化病毒检测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与不久之前的禽流感形成了反例。当时印尼拒绝分享相关病毒样本，理由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会用这些样本生产疫苗，然后再卖给印尼。
此外，在经历了SARS、口蹄疫、禽流感等几次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权威性正在不断加强，任何试图以封闭姿态处理危机的国家，也都开始遭遇越来越大的外部和道德压力。
更进一步的考虑是，面对这种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国际合作应该进入到哪个层面。
这仍是个争论中的话题。比如我们是否需要WHO演变成一个“世界卫生部”或者世界疾控中心？
欧盟驻华使团负责卫生事务的官员Marie Paul Benassi曾对《财经》记者表示，欧盟高度重视维护世界卫生组织在多边协调中的支柱作用，并无意和别的国家展开双边形式的协调，因为在欧盟看来，双边协调是缺乏效率的。
几次传染病的全球性大流行都说明了双边协调的无力与过时。但问题是，一个高效的而不是松散的，一个有着约束力而不是俱乐部会员制式的WHO是否有必要？
即便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另一个困境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所提及的，“所有成员都不得不考虑的是：是否愿意上交一部分主权，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
人类历史上很多转型和变革都是危机应对式的。公共卫生领域目前所有的各种国际合作模式、机制也大多如此。近年来频发的大规模疾病也在从另一个角度拷问着“全球化”，不知道我们的答案是否能够赶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