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一个噩梦，从有人类创造出文字时起，传染病就不止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在医疗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传染病的出现周期要明显短于现在。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在汉朝时期，每过大约7.6年，就会出现一次疫年；在精神文明最发达的唐朝时期，每过6.5会出现一次疫年；在物质文明水平最高的宋朝，这一周期缩短为3.19年；至于到了多灾多难的清朝，这一周期缩短为惊人的1.23。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连顺治皇帝都不能在疫年得以幸免。
眼下正肆虐全球的猪流感(SI)是一种由A型猪流感病毒引起的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早在1918年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年，就被人们发现了。如果这种恶性传染病出现在古代，那时的人们会怎么应付呢？这里以秦朝举例，你会发现其实古人的方法也蛮有意思，而且非常科学的。
之所以要以秦朝为例，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我国最早制定关于防治传染病法规的朝代。在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明确记载了秦朝防止传染病的法律措施。难以想象，秦朝人在那时已经做到了预防、确诊和隔离一体化的防疫体系。
秦朝人首先强调的是预防——主动的预防。《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情：其人丙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根据考证，“毒言”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论衡.言毒》的记录是：“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胎肿而为创（疮）。”也就说，它的传播方式与非典相似，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根据传播特点，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由此说明，在秦代，人们已经有了主动预防传染病的意识，并且有了发现传染病例应及时报告的制度。这种处理方式和我们今天对猪流感的方式并无二致。
在预防的同时，秦朝人也强调确立标准，谨慎诊断，不放掉一个被传染者，也不误诊一个疑似病例。按照那个时候的法律，传染病患者被视同罪犯，因而对于患者的确诊十分慎重。如丙被怀疑为麻风病，送到官府后，官府首先向丙讯问症状，然后令医丁诊之，丁言曰：“丙毋（无）麋（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到两足下奇，溃一所。其手毋，令澹，其音气败。疠也。”（《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刺激鼻孔也不打喷嚏；脚上有溃烂处，不能正常行走；手上没有汗毛；呼喊时声音嘶哑。这些显然是确定麻风病患者的症状标准。经专业医生仔细检查后，才确定了该人确实是麻风病患者。而对不是传染病患者的被怀疑者，经专业医生诊断后，则及时予以排除。上文所讲的被怀疑为“毒言”患者的士伍丙，经诊断后，“丙而不把毒，毋（无）它坐。”传染病患者的可能被排除了，丙也由罪犯的身份恢复为自由人。
最后，秦朝很注重隔离的处理方式，他们会专门设立防疫机构，强制隔离传染病人。他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对病人及时进行隔离，是切断传染病的传染源、防治传染病的最有效措施。特别是在古代治疗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果断隔离就显得尤为重要。秦朝把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纳入了法制轨道。《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的几条律文证实了这一点。“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迁疠迁所。”“疠迁所”也称“疠所”，是专门隔离麻风病患者的地方。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在世界传染病防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秦朝法律，并不是对所有犯罪的麻风病患者都处以死刑。“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在对于犯罪后又患上麻风病患者的处理上，出现了是隔离“疠所”还是“定杀”的争论，说明究竟是“迁疠所”还是“定杀”，可能取决于犯人的罪犯轻重或者所患疾病的传染性强弱。在当时，麻风病属于比较严重的传染病，采取的措施也比较坚决。而对于危害相对较轻的传染病，则采取把患者迁往人烟稀少之地的办法以减少传染，将危险降到最低。
秦朝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以强暴、残酷著称的政权，但是在这件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性、严谨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