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晚，随着世卫组织将这次猪流感的全球警戒级别从3级提高到4级（病毒已经具备初步的人际传播能力），人类流感历史由此又被添上了重重一笔。
“2~3年前禽流感暴发时，就有预测称流感病毒可能会变异，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对CBN记者语气沉重地说道。
病毒来势汹汹。仅在墨西哥，已有159人因之丧命，而感染者也已在多个国家被发现。世卫组织警告称，如果美国证实猪流感病毒已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会进一步将全球流感疫情警戒等级提高到五级。
对此病毒从何而来，又如何获得人际传播能力，至今仍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如错过防控时机并任其泛滥，最终的结果必将是一场浩劫。
病毒源头之谜
尽管此次墨西哥疫情被定名为“猪流感”，但似乎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猪就是罪魁祸首。
“从理论上来讲，猪可能作为一个‘混合器’，重组出了这个新病毒。但是这并不能说明A/H1N1病毒是由猪传染给人的，在还没有定论的事情下，不能冤枉猪。”高福对CBN记者表示。
流感病毒必须借助宿主细胞的核蛋白才能复制，所以，如果宿主细胞内同时存在另一种流感病毒，那么，在病毒的复制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基因重配。
在高福看来，猪的特殊之处在于“猪的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同时具有人流感和禽流感病毒受体”，而这种受体的存在让猪可以携带禽流感、人流感和猪流感三种病毒，这一特别的身份让猪成了此次疫情暴发的一大“嫌疑犯”。
“这次A/H1N1病毒，在病毒序列里发现了3个片段是猪体内见过的，另外还有人和禽的片段。”高福表示。
此外，猪对许多A型流感病毒敏感，在此次“猪流感”暴发前，猪流感通常指猪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病原为猪流感病毒，就属于正粘病毒科A型流感病毒属。而此次的“猪流感”病毒也正是A/H1N1型。
“禽类跟人类在生物学上是远亲，猪和人是近亲，所以猪身上的流感病毒和人身上的流感病毒更容易重配。现在证明新型的病毒既有人流感的病毒基因，又有猪流感的病毒基因，还有禽流感的病毒基因。”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
更有专家认为，猪的种间屏障相对较低，具有最大限度地被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感染的能力，是流感病毒基因重组或重排的“混合器”和流感病毒新流行毒株产生的“孵育器”。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分子病毒中心主任刘文军的研究认为，20世纪3次人类流感的大暴发都与猪流感密切相关，其流行株都经过猪体内基因重组或突变：1917~1919年造成2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流行株H1N1的NA基因是人、猪流感病毒的基因内重组，其他基因则来源于禽流感，且1918年以前已在猪等哺乳动物体内演化多年而获得感染人的能力；1957年“亚洲流感”的病原Asian57(H2N2)的突然出现是由于流行于人群中的H1N1病毒和禽流感的自然重组；1968年“香港流感”H3N2毒株仅是因为流行于当时人群中的HA和PB1基因被AIV基因替代而发生了抗原性转变，导致新的重组病毒株H3N2的大流行。
引起这3次流感大流行的毒株在猪体内进行基因重排，获得了与人细胞表面流感病毒受体结合的特性，从而引起人流感的大流行。
中国需严密防范
对于中国的防范之道，高福认为“现在要做好预防，主要是把控口岸，对从疫区来的人要进行隔离，如果传染到中国，将会很危险，因为中国还有很多的家庭式散养的猪，与人接触比较密切”。
而事实上，中国一直没有间断对猪流感的监测。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在猪流感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据刘文军透露，该实验室先后与福建、山东、广东、武汉等地的科研单位建立合作关系，采集各地的猪血清样品和可疑病例的病料，分离并收集了大量猪流感病毒和血清。猪流感病毒生物信息数据库的模型已基本建成。
“近期通过对同一时期同一地区H3N2亚型人流感病毒和猪流感病毒的遗传相关性分析，表明猪流感病毒比人流感病毒进化要慢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猪的生长周期有限，其所受的免疫选择压力远远小于人所受的免疫选择压力，而且人流感病毒在猪体中需要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另外，研究结果也表明近年来人流感病毒和猪流感病毒在猪体中的重排现象有所增加。人和猪的密切接触将可能导致流感病毒的跨种间传播并产生新基因型的重组流感毒株，这对于人类健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刘文军表示。
另外，2004年和2007年对福建省猪群感染流感病毒的状况进行的血清学调查研究显示，猪群存在H3N2、H1N1、H9N2型流感病毒的感染。
由于我国畜禽养殖规模庞大且饲养密度较大，发生人感染禽流感或猪流感的风险极大，刘文军建议应该加强各地的猪群进行血清学调查，建立我国猪流感病毒的病毒资源库、血清学流行状况数据库和猪流感病毒生物信息数据库。利用反向遗传学技术对代表性猪流感毒株的相关位点进行突变或重组，动物实验鉴定重组体的感染和致病能力，筛选影响猪流感病毒跨种间传播的关键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