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因对三鹿奶粉事件负有责任，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今年３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鲍俊凯此前已于去年１２月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同样是因为三鹿奶粉事件，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今年３月被省纪委、监察厅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而去年１１月刘大群已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今年１月当选邢台市市长。（见４月９日人民网）
这样的新闻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从２００３年“非典”事件以来，每当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或其他责任事故，中央和地方都会启动问责程序，追究有关官员的党纪政纪责任，目的是为了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但与此相悖的，却是被问责官员辞职或免职后没几天就东山再起复出履新，或者是官员受到撤职处分之后，处分尚未解除就获任新职。如此这般的“问责”，怎么看都有点儿像是敷衍舆论、忽悠公众的缓兵之计，像是给被“问责”官员提供的“带薪休假”福利。
问责一般分为撤销职务、党纪政纪处分（降级、记大过、记过、警告）、辞职或免职三个层次。其中以撤销职务为最重（被撤职官员两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党纪政纪处分次之，辞职或免职再次之（不算处分）。难怪有人说，现在对官员问责大多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以免职代替处分居多，而较少直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更不用说撤销职务了。
《公务员法》第５８条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记过的受处分期间为１２个月，记大过为１８个月。如果鲍俊凯、刘大群在担任原任职务时受到记过处分，那么，他们至少在一年之内不能晋升职务和级别，有关方面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两人职务变动（其中鲍由副厅升至正厅）三个多月之后再给予记过处分，这样，既对他们进行了问责，向外界显示问责的决心，同时“问责”行动又没有影响他们之前的职务变动，并且也不会影响他们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到他们下次职务变动时，记过处分早已解除），真是两全其美、妙不可言啊！
给予鲍俊凯、刘大群行政记过处分，原本是一种较重的问责手段，不料经过有关方面的精心运作，“问责”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法律游戏，“问责”原本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这样被轻而易举消解于无影无形之中，这个堪称经典的“问责”标本，究竟会赋予“问责”什么样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