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可谓一波三折，前后历经四次审议，最近的一次草案修改涉及六处内容。其中，增加了一条最具明确指向的规定，旨在对食品监管体制加以微调，即：国务院拟设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在现有的分段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昨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法草案。
仅从审议过程可见，食品安全法草案令最高立法机构颇费思量。2007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其一审。此后是长达逾半年的沉默期。2008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二审该草案，其时爆发了三鹿毒奶粉危机，影响恶劣，使得当年10月进行的三审修订完全针对三鹿事件展开。而在四审之前，又发生了广州瘦肉精中毒事件、蒙牛OMP风波。
食品安全法草案一变再变，其关照重点不断扩容，它的修订版本几乎成了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记录簿。在立法者的设想中，食品安全法要呼应现实，并以法的形式提出疗救的药方。总之，是希望供应一个坚实有力的治理框架，满足社会对放心食品的需求。四审的立意不过如此。食品安全法迫于严峻的压力，尽力吸纳种种前车之鉴，极想防患于未然，希望收到灭罪的长效。
食品监管体制涉及根本，是舆论吁求最强烈的改革关键所在，也是研判食品安全法最终效果的可靠依据。对此，食品安全法草案一审建议授权国务院调整，二审草案是卫生和行政部门综合协调，三审草案延续了二审草案的思路，将卫生、质量监督、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五部门明确为主要监管部门，实行全程监管，由地方政府来填补体制空白。四审则提出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构想。
据此，食品安全法在解决问题的模式选择上，主要体现为一种行政思路，着眼于对监管者职能的细分和责任的强化，仍然是职能交叉、重叠的多头管理，实质上仍属于行政式的事后修补，仍待食品监管体制作出突破性变革。正像三鹿事件所昭示的那样，食品监管体制的僵局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食品安全立法抱有急切的问题意识，可在对待最核心的问题上却显见保守。
力求食品安全，督促行政部门修正监管细节无疑是必要的。不过，正像众多食品安全事件普遍呈现的教训，风险恰恰来自尾大不掉的监管制度。在外力无力置喙的前提下，监管者的疏漏、企业道德的沦落、权钱交易的狂欢、对生命的漠视……所有的不安全都在此滋生蔓延。当行政方被过度信任时，消费者的权益很可能遭受压抑，而后者本应该被赋予更完备的法律支持。
犹如本报社论在评论三鹿事件时所言，敞开司法诉讼的大门，确立司法公信，让受害者向有害食品的制造商及渎职卸责的监管者发起诉讼，是提升食品安全管理的另外一种思路。尽管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提及举证责任的讨论，可在鼓励公众诉讼索赔等方面语焉不详，这在很大程度上或将削弱它的现实力量。这就意味着，缘于食品安全的个人或集体法律行动仍将为情势所困，法律难以突围。
身处食品安全的阴影遮蔽中，民众日复一日地积累着担忧、愤懑和失望情绪。其实，在食品安全法之外，消费者并不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条文，甚至类似的法条还很充足。在正常的情形下，他们本可以通过司法正义来维护自己免于被毒害的自由。对于此项自由，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已予以承认，逃不过的却是现实笼罩在法律上，法治囿于此地，其间的局促和矛盾更需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