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是世界500强企业，诺维信却是世界上运行最好的公司之一，连续7年雄踞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生物技术板块第一名即是例证。
是什么原因让这家只有5000人的跨国公司在任何国家都能赚到钱，并使其在涉足的所有领域在金融危机之下仍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将企业社会责任贯彻到公司整个管理中去，实施责任竞争，诺维信在世界酶和微生物制剂行业做到了全球第一，占有50％的市场。
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羡慕这家相对低调的B2B公司“跑”得又好又快的时候，视社会责任为企业竞争最高表现形式的诺维信，却开始向其他行业和领域寻求新的责任竞争标杆，意在“重塑未来”。因为责任竞争已使诺维信在酶制剂领域独步天下，本行业目前已经没有比它“跑”得更好更快的企业了。
柯铭：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奢侈品
访谈嘉宾：诺维信中国总裁 柯铭
文/本刊记者 张凌宁 张洪福
来到柯铭（Michael Fredskow Christiansen）的办公室准备采访时，他正站着和门口的同事谈着事情。高大的身材，笔挺的西装，看起来十分干练。学金融和法律出身的他，说起话来语速很快，思维严谨、条理清晰。从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管理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以及身为诺维信人对“重塑未来”的信心与自豪感。
我们的信仰是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WTO经济导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信仰，就像人会有自己的信仰一样，诺维信的信仰是什么？
柯铭：要理解诺维信的信仰，首先要对我们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诺维信是全球工业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的主导企业，我们生产的酶制剂应用于洗涤剂、纺织、皮革、食品等四十多个工业加工领域。酶制剂从原料来源到生产过程都是清洁的，它的使用可以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所以，诺维信的愿景，也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和生物解决方案，在更繁荣的经济、更清洁的环境和更美好的生活之间创造必要的平衡。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实现人类和社会的可持续性。
《WTO经济导刊》：您刚才提到的产品和生物解决方案，据我所知，这正是诺维信在产品销售上和其它一些企业的不同，你们不是单纯地销售商品，而是根据客户的需要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制定可持续解决方案。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样做？
柯铭：跟其他企业一样，我们销售的主体当然是我们的产品。不同的是，我们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会根据客户的需要，利用我们的专业技术、产品以及服务等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原来我们只想给客户提供最好品质的产品，但是现在的客户和消费者已经具有选择产品的主动权，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所以现在需要主动与客户沟通，让客户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怎样的产品和服务，这样就更多地适应了社会对产业链的需求，这就是市场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
我想，诺维信能率先走出这一步，跟我们一贯的“客户为先”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当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已经发展到一个平台的时候，你要想更加进步不断发展，就要主动考虑这些问题。
《WTO经济导刊》：“客户为先”的理念也是企业社会责任中“注重利益相关方”的一种具体表现。诺维信有一个职位叫做“沟通经理”，主要负责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交流，可见诺维信对于“利益相关方”是十分重视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客户、员工等等，对诺维信来说，哪个“相关方”是最重要的？
柯铭：从诺维信的角度，我无法告诉你哪个“利益相关方”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更加重要，因为诺维信的每个“利益相关方”都很重要。但是不同的岗位注重的利益相关方应该是不一样的，各个部门和岗位应当清楚地界定自己的工作是对哪些利益相关方负责，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比如我们公司的“战略与公司事务”部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服务，公司的内刊和一些小册子也由他们负责。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着话语权，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这样的内刊员工们是不爱看的。当他们明确自己是为所有的员工服务，一切工作都应该以满足员工需求为目的，应该把员工最精彩的一面在内刊中展现出来，那么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被员工们所喜欢。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效果。
把社会责任理念融入管理是成功的最大秘诀
《WTO经济导刊》：诺维信虽然不是世界五百强的公司，但却是世界上运行最良好的公司之一。其在道琼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和道琼斯STOXX欧洲可持续发展指数均位列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领域的第一位。并且入选“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系列（FTSE4Good Index）”，同时被可持续发展企业网（Sustainable Business.com）列入其全球最具可持续发展性的20只股票名单之中。可以说，诺维信已经成为良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诺维信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最大的秘诀是什么?
柯铭：诺维信在全球层面专注于发现并解决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希望通过生物技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这三个方面达到平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重底线的最基本规则，就是一个公司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必须是共同遵守的。
当这些理念树立后，就要把它变成可实施、可操作、可管理，将企业的理念和承诺转化为行为规范和具体目标，这个是诺维信最大的优势。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真正融入到整个管理中去，将其制度化，这就是诺维信成功的最大秘诀。诺维信有一个很简单的路线用来描述这一路径：
理念、愿景、理想→核心价值观→承诺(对内、对外)→政策、标准、方法→交流→贯彻→内部汇报→审计/监督→外部汇报→外部反馈→评估→政策改进。
例如，我们对联合国公约有了承诺以后，它就变成了公司管理架构体系里面一个可实施的规则。联合国全球契约最后一条要求反腐败，那么我们对反腐败就要有具体的方法。我们在公司内部制定了诺维信反腐败的政策和标准，然后每年都会做出相应的战略。首先在全公司范围内做反腐败内容的推广，然后再定出一些具体的规则，把这些规则编成了一本名为《贿赂？对不起，我不要！》的小红册子，里面明确规定了公司员工一律不能贿赂，不能交好处费。同时给供应商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不能收受超过500元的礼物，也希望供应商们不要送礼。在一些特殊的国家，如果你给了好处费，一定要做汇报。礼物的价钱也根据不同国家的水平有不同的金额限制。
再比如人员流失方面，我们的战略制定今年在劳动合同方面要做到人员流失不能超过8％ ，那么如果超过的话，最高管理人员和相关负责人的奖金和晋升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这种指标每年都是在往前走。比如今年消耗多少能源，有多少排放，那么明年在同等工艺规模的情况下，指标一定会比今年更少。通过这样的规则和指标的制定，就做到了在管理架构中的可操作性和可管理性。
另外，做到可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全员共同遵守的汇报体系。我们的任何一个管理的内容，比如员工流失率、缺勤率每年都会作计划，并且每年都会有外部审计。诺维信不仅是财务数据被外面审计，环境、社会的表现都会由普华永道在全球范围内作审计，审计后的数据又全部汇总到全球报告里面。所以，诺维信是全球第一家把财务报告，环境报告和社会报告三个报告放在一起并且对外公布的企业，并且每个数据都是被审计过的。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写报告，我们认为只有经过审计的报告才会有更好的公信力。很多人问，为什么诺维信没有一个单独的中国报告，这是因为我们审计的数据没有把中国单独列出来，中国是在全球的管理之下来进行的，所以对中国的审计也就自然作为全球审计中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企业，生意是天天发生变化的，但是一旦制定出要遵守什么样的原则，这些规则是不会变的。
企业和人一样，想做榜样自己必须做到最好
《WTO经济导刊》：也许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诺维信能做到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管理，是因为诺维信作为酶制剂企业的领头羊有足够的技术和资金资本来做这样的事，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小企业是无法做到的。现在仍然有种争论，认为企业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柯铭：我不认为企业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履行社会责任。诺维信始终坚持，企业社会责任应当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不管你的公司发展处于什么阶段，你的管理理念应当是不变的，我们相信再小的企业都可以做到社会责任。比如即使雇一个员工，你不要求他超时工作，按时发工资，即使超时工作会给他相应的报酬，这些都是联合国人权公约里描述的基本的守则，都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是奢侈品，一定是这个企业的基因，你在企业建立之初就要有这种眼光和领导力，把这种基因的东西放到经营里面。不管你生产什么，都可以沿着这些理念走下去。
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会经历一个过程，诺维信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经历了一个时期过来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初，酶制剂运用于洗涤剂中发生过过敏的事件。但是这一次过敏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酶本身不好，只是有些人会对酶制剂的主要成分——蛋白质过敏。于是，诺维信对粉状的酶产品进行了“造粒”，这一技术的运用成功防止了过敏的发生。同时与政府展开合作，加大力度对外宣传酶的使用方法，告诉人们怎样使用才不会造成过敏，通过一系列对外公关的危机处理，成功解除了这一危机，带来了酶制剂工业的复苏。
通过这样的事例我们看到，对消费者负责的社会责任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学会了增加透明度，知道了清晰地对外界去说话，对消费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说话是多么的重要。这就是诺维信社会责任的一个起源。
各个公司都有不同的例子，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能够激起人们去思考社会责任并且去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事件。从此以后，诺维信开始主动地考虑怎样回避那些会给我们带来危机的事情。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诺维信开始遵循一些重要的国际标准，除了相关的行业标准外，还有一些软规则，比如《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人权宣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这些都不是法律，但是如果想成为行业领域最好的企业，在国际社会具有影响力，就需要在所有的规则方面做到最好。企业和人一样，你要想做成榜样，自己必须做到最好，别人找不到指责你的地方，才能向你学习。
管理慈善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WTO经济导刊》：在中国的传统概念中，往往以为慈善就是社会责任，但是诺维信把社会责任融入了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您怎样看待“社会责任”和“慈善”的关系？
柯铭：我们认为，慈善和社会责任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两者又不能完全分开。慈善是对外的良心，而社会责任是规范“我”这个机体。慈善和社会责任作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社会责任是作用于跟你有关系的那些人，比如你的员工、利益相关者，而慈善对象多半是与你没有直接关联的人。社会责任更多建立在你自己的专业基础上，慈善完全可以脱离企业的运营。
我们以前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各种慈善捐助，那样的捐助就像是比谁捐的钱多，在比谁更有钱。你把这笔钱捐出去，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去向和你想要传达的理念是不是一致。它是怎么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被贪污掉？这些都是需要负责任的。即使是捐赠也要有责任地捐赠，管理慈善也是一种责任。
在“5·12地震”中，最让我们感动的不是动辄上亿的捐款，而是一个小老板拿着捐助的钱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把捐款亲手交给那些他亲眼所见的最需要帮助的灾民手上，这个就是责任，你捐助的每一分钱都应当实现最优化，用到刀刃上去。
正如你所说，诺维信一直都坚持做慈善活动。比如我们连续八年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进行的一个小额保障基金项目，保护的都是濒临灭绝的小物种。诺维信是生物领域的企业，所以我们的慈善也自然关注到生物界，只有熟悉你所关注的领域，才能更好地管理慈善。
另外我们还在大学设立了奖学金，每年接待很多学生来诺维信参观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小额的慈善投入，但是我们只要做，就会坚持很多年。
“赢得人心”是本土化最大的成功
《WTO经济导刊》：每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生根发展都会遇到“本土化”的问题。诺维信这栋办公大楼虽然是典型的中式建筑，但是能从里面的装饰品以及很多细节看出明显的丹麦味道，诺维信是怎样将两国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实现本土化？
柯铭：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互相磨合，不断学习。然后，将先进的管理理念注入中国的经营。第三个阶段就是从技术上加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
诺维信最成功的就是在磨合阶段利用了中国的本地资源帮助它灌输自己的文化。比如这栋办公楼，外面是很中式的建筑。但是里面，包括门、椅子和一些装饰画都是从丹麦进口的。我们对中国有足够的信任，对中国进行的是长期的投资。同时，诺维信大量使用中国的人才，诺维信在中国有差不多1000名员工，外籍的不到20个，你走进来几乎看到的全是中国人。但是你仍然能感受到它是一个外企，就是因为它的管理理念都是来自于一种国际化的和高标准化的方式。
管理人是最难的，那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人能够自愿地用一种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这是很不容易的。你能从我们的员工身上感受到四个特点，激情、活力、科学、坦诚。你可以看到我们员工良好的工作状态，中外员工没有等级，没有隔阂，中国人和外国人能很好的交流，这些都是因为成功地把两种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所有的成功都是人的成功，能够赢得人心，就是诺维信“本土化”最大的成功。
像管理商业目标一样管理社会责任
诺维信可持续发展之路
文/本刊记者 张洪福
自2001年以来，诺维信连续7年在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生物技术板块中名列第一位；在世界酶制品市场达到近50％的市场占有率，一个只有5000余人的跨国公司却有着5000多项被批准和申请中的专利。…
为什么诺维信在任何国家都赚钱？为什么诺维信在涉足的所有领域在金融危机下都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作为一家很少介入大众视野的B2B公司，诺维信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引人瞩目。
这一系列让许多跨国公司也望尘莫及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在诺维信看来却是水到渠成的事。
诺维信战略与公司事务总监陈红对此奥秘一言以蔽之：“将企业社会责任贯彻到公司整个管理中去。”
作为以酶和微生物制剂为基础的生物解决方案提供者，诺维信的产品和业务本身就是节能减排和降低对环境影响的。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专业优势，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我们的业务运作方式中，把责任和利润完美地结合。”诺维信副总裁柳永茂说。因此在诺维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就像对商业目标的管理一样，贯穿于各个方面、环节和细节。
LCA让清洁生产贯穿产品生命历程
产品，经济学将其定义为：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
因此产品也是一个“过程”，作为与社会和环境联系的纽带，它回归了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社会角色。产品从摇篮到进入回收厂的整个生命历程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着影响。
作为公司内部战略决策工具，生命周期评估（LCA）被日本、美国和欧洲公司积极采用。LCA通过量化产品从设计、制造、装配、运输、使用、报废，到回收处理和再生、又回归自然的整个循环过程中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废物排放等指标，评估其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其客观和实用性，非常有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和社会。
为此，诺维信设立专门机构，聘请专业人员以LCA作为测量工具，对诺维信产品进行生命周期评估，通过计算获得详实的产品对环境影响的量化数据，以此来提供最佳解决方案，优化产品的整个流程，将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生产原料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诺维信的酶产品全部来自于自然界的微生物，目前用于生产酶的微生物已达25万种之多。自然界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将提供适应于各种不同的物理、化学条件的酶。”
陈红介绍，来自自然界的酶是一种蛋白质，能起到催化作用，它的特性决定了它能降低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从而降低环境污染，并提高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
“目前基因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发现新品种酶的能力,并且使人类能够改变酶的特性,例如改变酶的热稳定性。因此诺维信相信酶技术将会产生更多的环境效益。”
诺维信正在致力于将第二代生物乙醇燃料——纤维乙醇商业化。除了酶来自自然界，第二代纤维乙醇的主要原料是生物废料，例如农作物的秸秆、干草、树叶和其它类型的植物纤维材料，而不再是玉米等粮食产物。
“我们已经将酶成本降低到了原来的1/20，大大超过了美国能源部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柳永茂说。
EPI控制生产能耗
“我们的生产过程目前当然也会消耗能量，产生碳排放。但我们会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包括我们的生物创新技术改进工艺，把它降到最低。”
柳永茂介绍，诺维信（中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天津的工厂，每年都设立节约水和能源的环境指标，数据采集系统实时追踪和监测水与能源消耗的生态生产率指数（EPI）。自1998建厂年以来，每年的水和能源消耗都在降低。
目前，工厂新鲜水的重复使用率达到98％，单位产值的水和能源消耗、排污量均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工业废物制成肥料
作为诺维信集团全球三个战略生产基地之一，天津工厂投资1680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污水处理厂和发酵残渣资源化利用设施，最优化地处理来自生产过程中的废水，主要污染物的去除率为92％－97％。该厂还建立了回用设施，将处理的废水用于工厂和周边的绿化灌溉。
发酵残渣是酶制剂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废物。发酵残渣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矿物质和有机养分,诺维信将发酵残渣经过高温灭菌和脱水处理，制成具有相当高价值的有机肥——诺沃肥，其中20％无偿提供给工厂附近的农民使用。
生命周期评估延伸社会责任
基于主动适应社会对产业链的要求，诺维信在向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等提供生物解决方案时，其责任愿景和商业价值观也带动了这些公司对产品进行生命周期评估，并由此帮助客户实现更多环境和经济效益。
例如诺维信帮助国际专业化学公司德固赛针对某些化妆品的生命周期评估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化学加工工艺相比，生物催化的明显优势在于能耗下降60％，各种污染物的排放下降了60％-90％；每生产5吨酯类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从1518千克二氧化碳下降到了582千克，减少了62％；可能会产生酸雨物质的二氧化硫的排放、富养物质磷以及可能会导致烟雾形成的挥发性有机物也显著减少。同时，应用酶还提升了这些化妆品的品质。
全员参与使责任管理可执行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有个观点，CSR-HR=PR。意思是说如果企业社会责任（CSR）没有人力资源（HR）的助力，那么它就只是一种公共关系（PR）。”陈红说，诺维信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根植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公司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上自董事会下到全体员工，乃至整个供应链的认可并一以贯之地执行。
理念标准化使责任管理可操作
“诺维信CSR战略在每年的侧重点不一样，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根据每年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重点，将公司不断发展的责任理念和对外承诺制定成政策，将其标准化，以利操作。”
陈红介绍，在诺维信，每个人都有一本《诺维信之印迹》。这本草绿色的小册子是公司理念、愿景和核心价值观的固定范本。
为了贯彻诺维信之印迹和战略，公司又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文件化的战略计划、方针以及对应每个方针的制定流程和执行管理标准。各项方针是对诺维信的业务承诺，而管理标准是公司每个业务部门为了实现承诺必须遵循和达到的最低要求。
诺维信的理念和承诺被细化为政策和标准，这些内部政策标准又会通过国际组织和社团会议等方式进行外部交流，并逐年改进提高，然后这些政策再被转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行为规范和行动计划。
文件绩效化使责任管理可执行
“理念标准化后成为文件，纳入公司的管理体系，就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了，不论公司的业务如何发展和变化，都是全员必须遵守的！”陈红强调。
平衡计分卡这一管理工具的运用，帮助了诺维信将企业责任战略化为行动，将目标化为绩效。
“每个部门、岗位和人员的指标，形成数据在公司全球管理线上进行逐层统计和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汇报，并写入每位相关员工的工作目标(KPI)作为他们半年度、年度测评的依据。一旦有指标达不到，系统就会亮‘黄灯’提醒，岗位就会受到质疑。”
陈红介绍，这些指标的完成成为评估员工奖金和晋升机会的重要依据，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奖金和职位考核更是与公司全球的环境和社会业绩直接挂钩。
沟通确保理念执行畅通
诺维信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需要通过大量持之以恒的内部交流才能被接受和执行。
“将理念转化为行动计划的工作极为重要，但是在当今知识型员工占主导的企业中，仅有行动计划甚至都不够，员工还要问为什么。因此交流——最高管理层与中层管理、中层管理与普通员工、最高管理层直接面对员工、管理层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的思路简明清晰并且言行一致的理念交流——就变得极为重要，它将帮助企业管理者和所有员工不断理清思路，达成共识。”
陈红说，诺维信公司CEO每年在全球所有办公室进行战略路演，通过交流，将诺维信不断提升的理念年复一年地传递给全球的新老员工。
第三方审验强化责任公信力
诺维信不仅财务数据被第三方审计，环境、社会的表现也由普华永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外部审计。
作为一家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公司，诺维信入选多个可为第三方提供基准的指数：
道琼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 World），该指数由来自34个国家的300多家公司组成；以及道琼斯STOXX欧洲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 STOXX），该指数涵盖来自13个国家的170多家公司。在这两个指数中，道琼斯均位列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领域的第一位。
富时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 Index）系列之全球和欧洲指数；北欧可持续发展指数；可持续发展企业网，被列入其全球最具可持续发展性的20只股票名单之中；Kempen SNS欧洲小型社会责任投资指数；Storebrand社会责任投资评选，根据Storebrand公司对化学行业62家企业进行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分析，诺维信因其领先的环境和社会表现获得“最佳”评价。
创新投资公司（Innovest）报告，该报告基于企业在诸如社会和环境管理等非传统问题上的财务和战略表现，以及对可能影响到股价表现的无形问题的管理能力，对特种化学品行业的24家公司进行排名。
通过信息公开披露，接受第三方审验，诺维信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落实为可持续发展绩效。
QMS整合管理提升履责效率
一个组织的管理体系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为了管理控制方便，往往抽象为不同的过程来描述，如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等，使那些本来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表面化地分开，但也就是这种方法，使人们往往忘记了活动和过程本身固有的系统性。
诺维信全球第一家将财务报告、环境报告和社会报告整合为一份综合报告，并经审计后向全球发布，报告形式的背后是把技术、绿色和人权融为一体，把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三重底线”融为一体，把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区等融为一体的系统思维。
如同倡导生物多样性背后就是坚信世界的整体性一样，诺维信着手将上述分割开来的管理体系进行了整合，于2007年就在所有生产基地均建立了一套包含质量、环境、能源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整合管理体系。
整合管理符合“三重底线”原则
诺维信公司对三大管理体系及其它管理体系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遵循公司的发展战略而进行的公司管理活动。
“在诺维信看来，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没有谁最重要，客户导向原则决定了他们都很重要。”陈红介绍，诺维信的可持续发展来自从利益相关方处获得公司运营的许可。“只有得到利益相关方的认可，而且要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有可能的。”
因此，诺维信对三大管理体系的整合，也是基于从“三重底线”考虑满足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承诺，由此建立了全面统一的质量管理系体系（QMS）。
整合管理提升了履责能力和效率
在三大体系整合过程中，诺维信首先通过对三个标准中各自条款的分析和总结，清晰了它们的具体对应关系，然后，对三大体系中的相应内容进行有机归纳和融合。
将三大体系的运行、实施、结果在同一报告中体现，不仅节约了资源，管理层在对整个管理体系进行评审时，看到的是企业整体的质量、环境、职业安全等管理状况，而不是各自分离、互不相关的信息孤岛。通过一个有机综合的评审报告，管理层可以全面掌握公司战略与商业承诺的贯彻与实施情况，有利于为进一步的发展和管理做出全面、正确、快速的决策。
同时，整合型管理体系具有更强有力的指挥控制功能，能够科学地调配人力资源，优化组织的管理机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体系运行的效率。
整合管理遵循的职能和文件一体化原则，确保在所有分支机构实施相同的标准，确保了诺维信社会责任理念和政策在公司内部的畅通，使其贯穿于公司的每一步活动中，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整合管理体系的过程化原则，诺维信建立了“质量测量有效性与业绩（QMEP）评价体系”，指导诺维信员工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为客户创造、制造和提供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大大规范和提升了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上世纪末，诺维信把燃料乙醇带入了中国，拉开了中国生物燃料生产的序幕，更帮助利益相关方渡过难关，同时也解决了当时农民“卖粮难”的社会问题。
诺维信：点燃中国燃料乙醇市场
文/本刊记者 张凌宁
“废料变宝”冲刺第二代燃料乙醇
“秸秆、甘草、树叶，这些在很多人眼中称之为‘废料’的东西，其实都是宝贝。他们甚至可以成为车用燃料。”2008年12月16日，在诺维信公司位于北京上地的办公大楼，沟通经理朱晓青这样告诉记者。
说到燃料乙醇，朱晓青的眼神明显地亮了：“酶就像是打开生物世界的钥匙，它是一种蛋白质，通过它的催化作用，能够将植物废料中的植物纤维转化为糖，然后再经发酵制成为乙醇。将这些乙醇添加到燃料中，能够降低石油燃料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我们把这种用非粮食作物生产出来的乙醇称之为第二代燃料乙醇。”
作为世界最大的生物酶制剂生产商，诺维信拥有近50％的世界市场份额，而在燃料乙醇领域，诺维信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领先优势。2007年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参观了诺维信位于北卡莱罗那的生物乙醇研发实验室和生产基地，并主持圆桌论坛推广新能源政策，诺维信成为美国燃料乙醇生产用酶制剂的最大供应商，成为世界关注焦点。
2008年11月24日，江苏太仓的宏达制酶公司（诺维信合资公司）四期扩建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该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酶发酵生产设施，主要生产用于燃料乙醇行业使用的酶制剂。
诺维信在燃料乙醇方面的业绩蒸蒸日上，已成为诺维信抵御金融危机的法宝之一，而谁能想到10多年前，燃料乙醇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而把燃料乙醇带到中国，并影响中国政府做出发展燃料乙醇产业的，竟然是并非酒精生产企业的诺维信。
推动政府，开创中国生物燃料新纪元
诺维信和中国燃料乙醇的精彩故事，起源于1996年。
“诺维信和燃料乙醇有着特殊的渊源，事实上，我们是燃料乙醇在中国发展的开拓者和推动者。”诺维信中国副总裁柳永茂向记者讲述了诺维信和中国燃料乙醇非凡的情缘。
唇亡齿寒：与利益相关方共遇困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酒精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酒精生产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酒精行业却因为越来越激烈的恶性竞争而每况愈下。
酒精价格一路下挫，产品开始出现滞销，小企业纷纷裁员甚至倒闭。
1995年，诺维信与中国酶制剂生产商江苏宏达集团签订合资协议，主要生产用于酒精工业的糖化酶。然而在酒精行业江河日下的背景下，宏达的经营状况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时，追缴货款成为了诺维信董事会上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没有现金支付，汽车、酒精、生产酒精的原材料等等，都成为了顶帐的物品。整个酒精行业的开工率大约刚刚超过50％，宏达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诺维信深刻地体会了与利益相关方一损俱损、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柳永茂作为在中国推广燃料乙醇的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对于十多年前国内酒精行业的困境仍然记忆犹新。
意外惊喜：找到困难解决之路
“我们能为客户做点什么？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柳永茂说。因为只有酒精生产企业发展了，诺维信生产的用于酒精工业的糖化酶才会有更大的市场。
正当诺维信为此苦苦思索的时候，诺维信的陈乐仁博士从美国带回了燃料乙醇的相关信息：美国的酒精主要用于添加在车用汽油中，燃料乙醇按一定比例添加到汽油中，能大大减少汽车尾气中的污染物质，节约能耗。
据陈乐仁介绍，燃料乙醇在美国已经运用了二十余年，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如果中国的酒精也能加入汽油中做燃料，那么中国酒精行业的冬天很快就会过去。乙醇的生产需要大量的玉米，还能帮助解决当时农民“卖粮难”的社会问题。
这一消息使柳永茂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了解决中国酒精行业之困的方法。“燃料乙醇在美国的推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补贴。诺维信作为一个外资企业要撼动多个中国政府部门谈何容易！”但是在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柳永茂下定决心引进美国技术，试着在中国推动生物燃料的生产。
竭尽全力：促成国家项目管理
此后，诺维信开始广泛搜集资料，与中国环境科学院合作，出资用中国桑塔纳汽车台架做实验，证实了美国的数据资料，在技术上充分证明了这一项目的可行性。
接下来，诺维信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邀请了各利益相关方及国家有关部门出席会议。诺维信向与会者讲解了燃料乙醇在美国的使用情况，以及燃料乙醇在中国推广的相关设想，呼吁各界共同推动燃料乙醇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得到了一致的好评。随后，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金玉集团（中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诺维信三家共同起草的燃料乙醇推广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
这样大范围、涉及多领域的项目推广必须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诺维信没有从国家方面得到任何关于然料乙醇的消息。正当各种猜测和想法让人满脑狐疑之时，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批复燃料乙醇的推广报告，并指示原国家经贸委立即着手处理此事。
“我当时大喜过望，有一种石沉大海又突见天日的感觉。”柳永茂回忆说。从此，燃料乙醇在中国的推广凭借国家的力量大步前进，项目的规划、政策、投资和实施完全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轨道。
“在中国燃料乙醇的推动中，诺维信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点火者。虽然我们也有困难，而且要消耗我们的资源，但是利国利民利客户也就是利自己，为什么不干？”柳永茂说。
着眼未来 推动产业链条发展
创造新的需求，这是诺维信一直坚持做的。2005年，燃料乙醇的产量已经达到100多万吨，由于中国酒精行业春天的来临，诺维信的酶制剂销售额也得到了近30％的增长
近年，由于国际粮食危机的突显，以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原料的第一代燃料乙醇生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可再生资源的迫切需要使第二代“纤维乙醇”研究热席卷全球。
事实上，早在第一代燃料乙醇刚刚在中国推广之时，诺维信的美国研究中心就已经悄然忙于纤维乙醇的研究。几年间，美国能源部为诺维信的研究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也为此设立了目标，那就是要让酶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0％。而现在，诺维信已经将酶成本降低到了原来的1/20这就使纤维乙醇的项目离工业化仅有一步之遥。目前，诺维信有150人从事生物燃料领域的专门研究，并与包括世界生物能源领先企业美国ICM等50多家相关机构建立了研发联系。
2006年6月，诺维信与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利用玉米秸秆生产乙醇，正式进入了中国“第二代燃料乙醇——纤维素乙醇” 生产工艺的新纪元。诺维信与中粮集团在黑龙江肇东建立了一个年产500万吨的纤维乙醇试验工厂。预计到2010年，诺维信将实现第二代生物乙醇的规模化生产。
据朱晓青介绍，诺维信现正与国内石化巨头接洽合作，希望能够从原料的采集到汽油的混合实现整个生物燃料产业链条的飞跃发展。
诺维信的愿景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和生物解决方案，在更繁荣的经济、更清洁的环境和更美好的生活之间创造必要的平衡。通过在生物能源研发和推广上的不懈努力，诺维信正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为创造更美好的人类社会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实现着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