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天，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等4名高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在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1月1日《检察日报》)。
在2008年最后一天开庭审理这起案件，意味深长。应该说，2008年，我们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从对生产企业道德良知的谴责，到对监管部门懈怠失职的质问;从对行业潜规则的拒斥，到国家免检制度的批判;从对问责高官的呼吁，到损害赔偿的关注，似乎每一个环节都不缺少。国务院更是通过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等5部门也联合发布公告，制定三聚氰胺在乳与乳制品中的临时管理限量值，立法标准的缺口极速地得到填补。
但是，每一次事故过后，我们缺这样的反思吗?每一次事故的缘由，根子在于立法标准的不明吗?近乎雷同的反思，近乎雷同的问责程式，近乎雷同的事后大检查，又近乎雷同的立法补缺，让人感到食品安全事故似乎陷入了某种“周期律”———在接连不断的事故中，制度健全了，问责严厉了，但事故似乎难以绝迹。为什么?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民意的严格执行，以促进公民福祉。因而，政府最大的功能在于执法。相比立法机关制定规则和司法机关裁判纠纷而言，政府执法在本质上需要执法者始终身处社会一线，“事必躬亲”地去“望闻问切”，对照法律标准纠察治偏，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发通知，或是象征性地走过场。
问题是，在国家出台相关立法标准后，执法者执行了没有?比如，大街上那么多超出速度限定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是怎么销售到老百姓手里的?比如，国家明令禁止的超标农药，是如何被堂而皇之地销售并被喷洒到我们每天食用的蔬菜上面的?
单就食品而言，从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原本都设置有相关的执法检查职能部门，这些执法检查，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保证食品是安全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最终都将伤害到消费者。让人伤心的是，这些执法者大多并不处于“上岗”状态。曾几何时，执法者养成了坐办公室的习惯，除了重要的节假日前夕，除了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平日里很少能在商场、饭店、街道上看到执法者的身影，更遑论那些身处领导岗位的“执法官”。更有甚者，有的职能部门干脆拿着纳税人的钱，采取招标、悬赏、举报奖励等方式，把自己的职责“承包”给他方，将公共治理与执法责任随之转移，以为这样便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高枕无忧了。久而久之，一些执法部门的职责慢慢萎缩，并演化为一种“推不动”的官僚化体制。
其实，每一次事故都是执法空缺的“漏网之鱼”。破解事故隐患的治本之道，除了立法标准的进一步完善，更根本的还在于:执法者必须走出办公室，执法人员要像交警那样，始终坚守在执法一线———再健全的机制，再精密的立法，再严厉的问责，都代替不了日常的执法检查和监督纠治。
我们从来不缺少应对事故隐患的认识与要求，从来不缺乏突击检查、集中整治这样“运动式”执法的魄力，我们缺乏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在执法第一线的毅力与品质，补上它才是走出事故发生“周期律”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