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情人士透露，前三鹿资产的出售方案已经基本敲定，两个已经落实的买家分别为三元和完达山。其中，三元将收购三鹿7家核心工厂，而完达山则将可能获得三鹿位于黑龙江的1家工厂。此前，河北省政府一直希望“三鹿的负债跟着资产走”，收购方最好能整体接盘，这也是谈判陷入艰难的原因。
但此次方案显示，三元最终取得了这场谈判的胜利
倘若此番“知情人士”透漏的内容属实，也即意味着继早前三鹿8家“非核心”工厂陆续更名复产之后，又有8家核心工厂成功转手剥离。尚余十几家“非核心工厂”将被如何处理，尚且不得而知。三元的胜利，意味着整体收购计划的搁浅，换句话说，三元接手的将只是三鹿的部分优质资产，而不包括负债，尤其是那部分数额暂时还无法估量的受害者巨额索赔。问题是，赔偿程序尚且没有启动，优质资产的出售方案就已经敲定，受害消费者到时还能不能获得应有的赔偿?
眼下，毒奶粉受害消费者向三鹿索赔的法律大门，已经通过“特殊手段”被关上了。面对受害患儿家属的起诉，当地法院立案庭已经明确表示，法院决定对此事不予立案，也不会向当事人提供不予受理的裁定书，一切都“需等待政府的赔偿方案”。法律意义上的民事赔偿问题，被异化和简化成了行政意义上的官定赔偿办法，这实在是法治的悲哀。
地方政府一面对赔偿消费者问题采取闭门不理态度，一面却又加紧与收购企业谈判收购事宜，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否有意先将优质资产卖光，然后才依据剩下的劣质资产向受害者制定杯水车薪的赔偿方案呢?或者，先关闭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索赔的大门，然后再通过变卖部分优质资产让三鹿起死回生?而赔偿呢，要么一拖到底，要么纳税人埋单?
早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三鹿索赔系列案件是检验中国法治水平的法治标本。依照法治实践的通常做法，面对受害人数如此众多、索赔数额如此巨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司法机关应该立即产生防止企业抽逃资产的警觉，采取相应的查封、冻结等手段，以避免消费者到时候只能向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企业索赔。可是，司法机关却一面“按照政府的指示”对受害者索赔不予立案，一面任由加害企业变卖优质资产的出售方案“敲定”。事实上，这几乎已经注定了受害者最终必然索赔无门的悲惨结局。
如果不是这起特大食品安全事故，公众与三鹿并不存在任何不共戴天的仇恨，更无意非要三鹿破产倒闭倾家荡产不可。这一切，都是法治社会里不注重产品质量安全的企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沉重代价的付出，就不会有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面貌的整体改观;相反，地方政府超越法律正义对加害企业的一味维护，只会减损企业公民对法律的应有尊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同时也让食品质量安全陷入一片看不到希望的浓浓迷雾之中。(盛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