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为粮食问题担心。其实距离最近一次全国性的大饥荒不过半个世纪，各种肉食、蔬菜、副食品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敞开供应也只有二十余年，很多人都还记得什么叫“饿”。
大自然神秘莫测，为粮食收获加上一个大大的不确定性。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卸下这个沉重包袱，主要得归功于这几百年涌现出一个了不起的发明：粮食市场，全球化的粮食市场。有学者认为，市场的发明堪与火、轮子等并举，无论怎么赞扬都不过分。因为市场会根据价格，自发地调整粮食在世界各地的配置，把天气的风险分摊到全世界。假若一地受灾，另一地丰收，那么市场自然会以此地之有余补彼地之不足，轻松地对冲掉风险。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开放社会永远无需担心粮食问题。张五常说得更绝对：只要粮价足够高，上海的马路上都会种满粮食，怕什么！
可是在英国学者帕特尔看来，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未免天真。他在世界各地的考察实践中发现，粮食问题非但没有被市场化彻底解决，很多时候还陷入极深的陷阱。
总的来看，关于粮食的博弈问题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是粮食质量的博弈，其二是粮食数量的博弈。
《粮食战争》引进之日，正是“三鹿毒奶粉案”爆发之时，引发全国性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大讨论。20年前，城市居民要吃上鲜牛奶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现在，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已经充斥市场。人民的生活更方便，可离开食品的生产环节也越来越远。一旦绝大多数人两手不沾泥土，一旦绝大多数人的食品掌握在少数生产专家的手里，这其中就有可能出现风险。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这些行为都是市场本身所无法避免的。我们离开土地越远，食品的风险就越大。
粮食的分配问题也足够耸人听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说明粮食分配与金钱分配一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研究发现，出现大面积饥荒的国家，往往同时拥有大量存粮，却没有把仓库里的粮食放出去，印度、中国的历史皆如此。所以，大饥荒一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2007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40％。进入2008年以来，粮食价格依旧我行我素地持续上扬。苏丹、海地等40多个贫穷国家面临粮食困境；墨西哥、印尼、菲律宾等国相继出现示威游行，上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粮食价格的高涨。这些产粮和不产粮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粮食的全球分配中遭受最多的损害。
这里包含了两种类型的困境。一种类型是自然地理不适合大量出产粮食、经济又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需求粮食而不可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饥饿作斗争；另一种类型，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产出大量粮食，但是在国际市场交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价格被压低、产品被歧视，很难依靠粮食来换取其他足够的生活用品。粮食问题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能天真地完全信任自由开放的国际粮食市场。近年来粮价飞涨的动因，第一当属中国和印度经济起飞后对粮食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原本以米食为主的社会，在生活渐趋富裕之后，饮食习惯纷纷改变，开始喜欢各种小麦制食品。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对小麦的需求也都持续增加，直接拉动了小麦价格。
第二点当归咎于全球气候异常。例如本来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地区的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都面临长期干旱，严重影响谷物产量，以至于全球库存量不断走低。
第三点，由于国际能源价格攀高，美国和巴西致力于发展生物能源，作为主要原料的玉米因而供不应求。经济学家认为，去年全球对玉米的需求激增，美国大力推动生物能源必须要负六成以上的责任。
这几点理由都使得我们对于未来粮食供应的趋势无法乐观。粮食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粮食的供给却不见大的改观。交易中不断的摩擦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没有足够激励种粮食，张五常形容的“上海马路上种满粮食”的情景并未出现。
基辛格几十年前就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所以粮食交易中充满着权力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与两百年前相比，整个世界食物体系已经高度发达，但也变得高度脆弱。农民不仅要面对自然风险，还要面对人为风险，也许正如作者最后期望的：一种新的世界食物体系正在孕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