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人都在谈“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过去，人们谈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捐款扶贫、办希望学校等，后来又加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但是，企业却很少站在最基本的核心上来讨论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尊重与保障消费者价值最大化。
文 ·清华大学国家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
2008年9月爆发的“三鹿奶粉”危机不断蔓延， 从三鹿一家企业波及22家乳品企业的奶粉、液态奶和乳制冷饮等产品，已经造成至少4名婴儿死亡，将近13 000名婴儿住院治疗，乃至整个中国乳品产业面临空前的危机。
在这桩“乳品丑闻”的背后，中国乳制品行业集体性地凸显出商业伦理道德的缺失，尤其是在保障消费者安全上彻底丧失了一种责任感。这充分表明中国乳制品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经缺少了对基本底线和本质精神的尊重，并且导致集体性的商业伦理道德的沦丧。这不能不让商界警惕和反思—因为，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一定要回归其基本底线和本质精神，即绝对保障消费者安全，这也是实现消费者价值的本质要求，从而才能谈得上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价值最大化、员工价值最大化，乃至社会价值最大化。
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圈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
企业公民这个词来源于最早的“公民社会”即社会公民，在经济学家的眼中，社会公民是在遵守社会契约的前提下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在20世纪之前，这个权力往往被认为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权力。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倒不如说是一种规范性的样板，是一种尚需在未来得到建构的秩序。也就是说，这个模型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契约的调整不断地调整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对社会公民有着不同的诠释。
早在18世纪与19世纪，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商业环境中，有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即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如果能够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因此，那时评价一个企业是否是“企业公民”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个企业是否在法律等框架体系下，做到了企业价值、股东价值与员工价值的最大化，这也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
随着时间推移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契约的改变，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也随之演变。因为，随着工业的发达，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对社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否做到了可持续、与社区关系的维护是否做到了平衡、对环境保护是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公共健康是否尽到了责任等等。
同时，产生这种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影响着企业的生产与运营。
这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并定义“企业社会责任”的浪潮，并明确“企业的职责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要积极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达到社会的满意”，由此也构建了围绕企业的三个“同心责任圈”（见图1）：最里圈就是企业的基本职责，比如产品、企业及经济增长等；中间圈就是企业在实现其基本职责时对社会价值观和优先权的变化所采取的积极态度的责任，包括对环境保护的尊重、和谐处理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对消费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对公共健康的保护等；最外圈就是企业为了改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越来越大程度地参与到改善社会环境的活动中来。
应该说，到这个时候，西方的发达国家才基本确定了一个企业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公民”的最早的明确的定义，而在企业公民的三个圈中体现出了企业需要承担的各个方面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最常说的社会责任三底线。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三鹿、蒙牛和伊利等中国乳业巨头在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问题恰恰发生在企业的基本职责上，企业没有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并且由于基本职责的失职，导致整个产业链接近崩溃，最后消费者、客户、雇员的利益都遭受重大损失，数十年营造的企业形象一朝崩溃。
企业公民的兴起和缺失
近年来，中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开始尝试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公众汇报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所付出的努力。
“胡润百富”的统计数据显示，“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逐年增加：2006年为16家，2007年则增加到19家，并且开始从国有中央企业向民营企业覆盖。碧桂园在2007年成立十周年之际，发布了其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成了第一家拥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民营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6月，中国企业已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共计30余家。而“胡润百富”的四届“企业社会责任50强”的榜单显示，上榜的中国企业比例逐年上升，2005年只有28家，到2008年则已增加至38家。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榜单上的民营企业数量也逐年增多，2005仅有4家，2008年已经多达17家。
中国《新闻周刊》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评选的“最具责任感企业”榜单则显示，第一届获奖的10家企业中只有3家是内资企业，而到2007年，16家企业中已经有9家是内资企业。种种资料和动向均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尽管如此，依然不能忽视中国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缺失。虽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公民”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主管部门、媒体、消费者期盼着中国有更多的“企业公民”诞生，渴望中国企业不断地进步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公民意识的崛起，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流于形式、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监管体制跟不上等问题。
首先，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缺失。过去一年多来，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非常热门，学界、商界、政界都喜欢谈这个话题。不仅在中国，国际上也是如此，几乎任何与企业有关的会议都在谈社会责任。
虽然人人都在谈 “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过去，人们谈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捐款扶贫、办希望学校等等，后来又加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但是，企业却很少站在最基本的核心上来讨论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即尊重与保障消费者价值最大化。
关于这一点，谷歌公司应该成为当代企业的典范，它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企业和员工）“不作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投身公益固然是一件值得我们尊敬的事情，但是不做对不起消费者的事情却更重要。
其次，则是企业社会责任流于形式。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经济论坛，你会看到，每个企业家坐在台上都会侃侃而谈，第一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第二强调他的企业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他在塑造公司形象。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在消费者和客户当中，它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与认同，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在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潮流，有相当一批机构正在致力于推动这一潮流。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舆论中，你说什么话，往往不取决于你喜欢什么，而是别人喜欢什么。这一点对企业家尤其重要，因为企业不能不迎合消费者。所以，在舆论压力下，企业家可能会说他也热衷于公益活动。
清华大学国家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对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的研究显示，尽管绝大多数企业都为承担社会责任有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付出，但在企业运营、管理等内部事务中，则存在大量违反企业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类似于三鹿集团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拖欠贷款等等16类问题（见图2）。
这些问题在中国企业是如此普遍，以致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悖论，企业因为承担公益、慈善事业等外部社会责任形成良好的声誉，但内部员工和相关者的评价却无法提升。从而使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显得“内虚”。
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为主义”
出于对中国目前经济形势的考虑和判断，我们在引入“社会责任的同心责任圈模型”的时候，结合中国企业目前的状况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三为主义”。
以经济性为根本企业首先必须是一个经济性组织，我们必须要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利润动机的经济组织，不能期望企业可以在没有财务刺激的条件下，去完成非经济的目的。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实现其经济性，就必须实现自己的基本职责，即实现一个企业的成长及盈利。
以社会性为补充正如彼得·德鲁克指出：“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有问题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很多社会问题虽然并不都是由企业引起的，但减轻这些问题企业也会从中受益。这是相辅相成的。
以全球化为高度在整个世界由地区化向全球化演变的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范畴、思想及高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要知道，一个企业“社会公民”的实现，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期许和认可。但随着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已经上升为整个世界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到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范畴中，中国的企业应该怎么融入到整个世界的全球化体系中？这不仅仅是在经济增长层面上，而且越来越体现在社会责任层面上去。
如果说以上是企业社会责任最根本的来源，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也就是说如何去实现各个层面的社会价值？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要回归本原，即要充分尊重并保障消费者价值最大化。
回归本源，无论要实现哪个层面的价值，其本原就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然这个需求的不同造成了企业提供产品的不同，要知道，企业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是为社会需求提供产品—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正是在这种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企业才得以实现盈利。
对于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借用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来推导。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概括为逐步提升的五类需求，从而构成一个人类需求的金字塔结构。（见图3）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是消费者需求的提升才带动了社会对企业责任要求的提升，消费者对一款产品的要求是这样体现的：基本功能→安全性→产品内涵→增值服务→社会影响力。可以说前两个需求是最基本的，即一款产品或者说一个企业提供的服务只有满足这生理和安全两个条件才有可能被认同，而后三个需求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回到企业社会责任层面，一个企业要盈利，要对股东负责，在500年前，可能只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而在现代社会，却要能够提供符合以上五个需求的产品。
但是，姑且不论企业在为股东服务之后还能怎样去服务于社会，一个真正能够服务于股东的好企业，首先要提供好的、安全的产品给消费者，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个企业在就是一个失败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谈论其他的社会责任。
国家监管：保证企业社会责任底线的最后防线
绝对保障消费者安全是任何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都必须尽到的基本责任。但不可能祈求所有的企业都能自愿承担最基本的责任来维护和保障消费者的安全。而国家的监管体系则从最后一道防线的角度来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并且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敦促企业在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到最基本的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对食品行业监管的定义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实施的强制性管理活动，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保护，确保从生产、处理、存储、加工直到销售的过程中食品安全、完整并适于人类食用。这表明食品行业监管的主体是国家及各级政府机构。国家权威的至高无上性和对强制力的垄断是获得主体资格的根据。而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管体系则是确保监管实现效果的前提。
随着今年来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在政府部门主导下我国逐步建立起针对这些问题的危机处理机制。2004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我国各相关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中，卫生部门制定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范食物中毒事故的应急处置，各省市政府也制定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将食物中毒作为其中一项。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案体系包括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和地方应急预案。
根据“三鹿奶粉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我们认为，经过多年积累构建起来的食品监管体系在确保食品安全、保障人民健康生活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但是这一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无论是从制度比较还是反思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故，都表明我国食品监管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从制度层面完善食品监管体系，避免食品安全事故，已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共识，也是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趋势。监督体系和执行问责体系的提升是当务之急，也是在企业社会责任被击破时保护消费者的最后一块挡板。
回顾中国乳品行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发展，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在2008年初中国南方发生的冰雪灾害中，伊利、蒙牛等企业捐助的牛奶使被困的群众备感温暖，在汶川地震中，中国乳品行业也有不凡的表现，但正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最本原问题的忽视，导致了整个行业面临崩盘危机。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回归本原，从消费者价值重新出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才会有更坚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