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周嗣宇从一个老农的角度关心粮食安全。
“过去家家户户都存一缸缸的粮食，现在大家都不存粮了，开始从市场上买粮吃。年轻人很少务农了。城区扩大，新盖的大楼和道路占用了大量的良田，一些良田用来种花草美化环境。”这位山东省龙口市的农民说。
周嗣宇的担忧折射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如何平衡粮食安全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用有限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如何确保13亿人的饭碗仍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讨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央认为，要“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自给的方针”。
国务院在今年7月2日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纲要指出，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2020年达到10800亿斤以上，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
该纲要同时提出了确保粮食安全的举措，包括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保护耕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强化科技支撑等。
其中强调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
目前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7亿亩，已经逼近18亿亩最低耕地数量的红线，按照这一数字计算，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仅为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而相应数字在1996年分别为19.51亿亩和1.59亩。这意味着11年来耕地面积下降了6.4%。城市化进程中，18亿亩红线面临着挑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现在一年审批的各种建设用地大概是400万亩，其中大约280万亩左右是耕地。”通过简单的推算可以得出：若中国维持这一速度占用耕地，10年内就将触及红线。
中国城市化发展快速，从1978年的17.9% 增长到2006年的43.9%，但是距离现代化国家水平尚远。中国公布的目标是：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145个中国城市进行的调研显示：中国大中城市建设用地总体扩展速度很快，占用耕地的比例也很大，平均达70.0%左右，“在西部地区甚至高达80.9%”。
更加宏观的一组数据是：1981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到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2521平方公里，20多年增长了3.4倍。
与之对应的是，农业部专家认为，中国要稳定实现粮食95%的自给率，到2010年和2030年，分别需要耕地18.24亿亩和18.5亿亩。
但也有专家认为城市化并不一定带来耕地减少，与“粮食危机”也没有必然关系。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李成贵认为，中国耕地的减少罪不在城市化，如果说与城市化有关，那也是“不合理的城市化规划安排”。在他看来，如果城市化规划合理，甚至可以更节约、高效地利用耕地。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也有类似论述：“中国面临着保护耕地和保障发展的双重任务和压力。要破解既保护耕地又保护发展的命题，关键在于各项建设尽量不要去占耕地，必须占的就要少占，能用劣地的不要去用好地，占用的土地要高效地用好。”
有学者深入地剖析了耕地消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土地所有制形式“二元化”。
李成贵认为，土地问题的“二元化”，恰恰回答了那些耕地“为什么轻易就消失了”的问题。
他说，由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不同、管理方式的不同，使得农村土地(大多数是耕地)显得“太便宜了”。
根据《土地管理法》，征收农村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以下几部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根据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
这就意味着，在以极小代价将集体所有制土地(包括耕地)变更为国有制土地(建设用地)之后，同样的土地即会身价倍增。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就有了“圈地”动机。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副院长刘维新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说，由于土地价值的显现，不彻底改革“二元化”的结构，深层次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都难以解决。
李成贵说，保障粮食安全确实“存在问题”，如工业化进程中占用耕地、农业资源有限、华北地下水下降等。他说，虽然有这么多约束，但增产潜力很大。从生产上讲，首先科技进步提高单产，如袁隆平的良种良法；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使近一半的中低产田增产(中低产田占中国耕地面积2／3)；土地经营规模改变、现代农业技术等也可促进增产，如在黑龙江等地推广现代技术。
农业部数据显示，夏粮的丰收预示着中国今年将迎来第五个丰收年，这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连续五年丰收。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5.015亿吨，粮食(含大豆)自给率超过95%。
在不断增产的同时，中国粮食储备也很充分。
粮食安全的概念，最初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1974年在粮食危机中提出来的：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和买得起所需要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