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病”的流行，潜规则能够通行，与弱组织、强官员的现实有关。很多海外评论者认为，中国的政府机构很强大，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力量很大。而“三鹿病”则证明政府机构不是强大，而是弱小，真正强大的是官员。要不是那位记者斗胆把“某企业”的名字点破，要不是外国总理在电视上公开越级报告，这件事还不知会怎样演绎。中国绝大多数公务员和企业员工都是有良知的，不会明知投毒而知情不报，但这样的正义行为没有发生，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某些官员权力过大，或者说权力集中于某些人手中，挤掉了其他人履行职责的空间。
去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报告说，贪污贿赂犯罪有8个新特点，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要案比例较大、贿赂案件比例上升趋势较明显、一些地方和行业窝案串案增多等，似乎证明了“弱组织、强官员”的现实存在。官员越来越大胆，组织越来越弱化，潜规则有了市场，法律和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便有了40位教授竞聘一名处长职位的故事。
消除“三鹿病”的第二路改革，就是强化组织力量，弱化官员权力，建构强组织、弱官员 的模式。这需要改革公务员体系，像一些先进国家一样把公务员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两个体系，前者是公选或差额选举出的，担负领导责任，也是按届上岗下位，具有较大职业风险；事务官则是通过考试或其他方式录用，担负办事职责，按年份晋升工资和职级，也是终生制的，职业相对稳定。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职责分离，晋升渠道分离，就会强化组织力量，明细问责目标，减少腐败特别是窝案串案，潜规则也便失去效力。
强监督 弱宣传
潜规则盛行，企业行为不受或少受约束，部分官员“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人们面对不良现象的集体失语，同样与媒体弱监督、强宣传的行情有某种关联。媒体缺乏监督能力，不仅不能遏制企业、官员的违法违纪现象，也让公众的正义感没有伸张的空间，群众的举报没有调查与证实的渠道。假如“三鹿病”在一年甚至三年前就有媒体报道，假如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发不久三鹿从伪劣奶粉黑名单上撤下的内幕被揭露出来，可能就有好多婴儿不受肾结石折磨，就不会让国人承受道德怀疑，不会给国家造成信誉创伤。
“三鹿病”的危害，让人更深地认识到媒体监督作用对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双重重要性，因此媒体政策调整是预防“三鹿病”的第三路改革。要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关部门是否把媒体不得异地监督、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交换意见等有碍知情权与监督权的条文加以修改，而把是否符合实事真相作为评判媒体报道的标准？
“三鹿病”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让政府、人民、企业及海外华人皆感痛心。为了让“三鹿病”之类不再危害人们的健康，不再损害国家好不容易积累的国际信誉，就需要下猛药医治。中国人能万众一心抗震救灾，能齐心协力办好北京奥运会，能完成高难度的太空行走，也就应该能根除错综复杂的“三鹿病”。作者为中国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