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事件”已从“事故”升级为“社会危机”，而三聚氰胺这种添加剂本身在科学上对人体具有多大危害这个根本性问题反而被遮蔽了。
9月2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宣布，针对愈演愈烈的三聚氰胺食品问题，特区政府启动紧急立法禁止食物含超标三聚氰胺，23日刊宪，即日生效。
周一岳同时表示，该法规对含三聚氰胺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比欧美相关标准更严谨。
至此，由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关注及应对，已经呈明显的扩大甚至“国际化”趋势。据报道，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乳制品，“中国制造”面临着空前的国际信任危机。在国内，大批相关企业的产品全线下架，超市里能买到的乳制品品牌大为减少。普通民众对乳制品的恐慌心理诱发了种种看似可笑的自救措施，例如“奶妈”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成为家政服务业“金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会逐渐演变成波及面甚广的社会危机？为什么有关部门的强力措施未能有效遏制恐慌心理的蔓延？
其实，除了最初曝出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大幅度超标从而造成人体病变外，后续曝出的三聚氰胺问题已经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政府监管和行业自查自纠。其有毒物对人体的实际威胁程度早已大幅降低。然而，消费者对此抱有的恐慌心理却反向大幅上升，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有毒物的含量在科学上到底多大程度可能威胁人体健康已经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种食品“有”还是“没有”三聚氰胺成为舆论焦点。一旦确认为前者，那么，无论程度如何，都会继续加强公众的恐慌心理。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乳制品的禁运令，也是出于本国或本地公众恐慌心理加剧带来的政治压力。更进一步说，“事故”与“社会危机”的转化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与否，如何作为，会对公众心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公众对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评价乃至政府信用。
香港特区政府正是注意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中政府角色的微妙和关键作用，才断然启动了“紧急立法”程序。与简单的实施禁运不同，有针对性的食品安全立法对于事件各方而言都是一个开放透明有效的处理平台，不会导致贸易上的冲突，同时可以通过当地最高立法当局，有力地保障市民健康。将政府的作为主动置于商界、公众、立法会议员和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增强了各方的信任感。对比港府，内地对此事的处理虽然及时且力度更大，以至于接连数位官员因此或被罢官或引咎辞职，奶制品全行业遭遇信任危机，但对事件的处理仍没有走出事务主义的层面。老百姓一开始可能义愤填膺地要求追查责任，但到末了所有人想要的结果并不是看到某某人被罢官和判刑，而是将来的奶粉会比现在更加健康卫生。
换句话说，在处理诸如三聚氰胺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时，虽然亡羊补牢的做法不可避免，但每一次危机后，行政当局都应该考虑留下制度性的措施，杜绝同类事件反复出现。就事论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对奶粉、液态奶直至各类乳制品中的三聚氰胺及其他化学添加物的含量作一个明确的法规界定。三聚氰胺确实是一种能够致病的化学添加物，但这毕竟不等于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有毒化学物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防腐剂、甜味剂、食用色素等许多食品添加剂的功能和害处具有相同性质。对它们在某一种食品中的含量做一个国家标准的明确限定并建立相应检查体系，或许反而比现在这样“一律不准添加”因而也“从不检查”效果更好，也更加切合实际。
当然，我还认为，在此之前应当果断召回已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的所有乳制品，甚至包括“大白兔”奶糖在内的诸如雪糕、冰淇淋等制作原料中含有较多乳品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