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至今，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涨价一直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先是国内食用油和猪肉纷纷涨价让老百姓紧张，紧接着2008年伊始，全世界都在为大米涨价而慌成一团，对此专家的评论是，“美国用玉米打垮世界”。
与此同时，产业界和学术界都卷入了一场对外资控制国内农业生产链“利弊”的争论。毫无疑问，农产品的竞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金融产业的参与和强有力的资本运作，农业产业化只能是空想。对此，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李开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农业正处于跨越阶段的“临界点”，搞活农村金融市场至关重要。
此外，记者在江西省采访期间，无论农民、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对于当下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炙手可热”的现状并不是很乐观，认为资金匮乏仍是最大瓶颈。对此，有专家表示，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最为失败又最为迫切，农民对于银行缺乏信用，除了抵押物资源不足，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半径过长，“农民有着很好的信用，但是这种信用很难超出地缘乃至业缘的边界。”
农业跨越“临界点”凸显
近期，国内一直关注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偏高的问题，保障农产品供应成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李开平称：“这不同于往年，我们应该意识到，重新认识农业产业的时候到了，当下农村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革命，即以往千家万户的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适度规模的专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临界点’到了。”
在江西省农业产业化重点县——万年，湖云人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根发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这种趋势在养猪行业最为明显。”
他解释说，2007年至今猪肉大幅涨价，除了众所周知的饲料价格上涨、生猪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和2006年夏爆发蓝耳病导致生猪存栏下降，关键还是以前家家户户散养的传统模式急速退出。现在很多村子都很难找到几头猪，而现代化规模养殖没有很好跟上，导致养猪总量严重不足，生猪供应比例失调，至今猪肉价格还维持在高位。
据悉，万年县是传统的生猪养殖大县，是江西省四大生猪出口基地县之一，现有年出栏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15个，2007年出栏生猪达40多万头。该县一些养殖大户在原生猪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万年生猪集团，万年吉星种猪有限公司负责人汪世彪担任了集团董事长。
“农户传统的庭院养殖模式急速消亡，”汪世彪介绍说，按照以往每户散养年出栏10头生猪，丰年盈利150元/头，灾年亏损100元/头核算，养猪年平均收入在800元左右，再加上其他农业等纯收入2200元，总计3000多元，“这也就是外出打工3个月的收入，这些都迫使农村大部分年轻力壮的村民外出打工，在农产品供应不足情况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成了必然选择。”
除了猪肉外，近期人们长期忽略的大米在国际贸易中价格一直上扬，高价大米导致全世界慌成一团，如2008年伊始，越南、印度和缅甸等主要大米出口国消减了外销计划，致使国际米价飙升了50%，相比去年同期，国际大米价格已经上涨近一倍，而国际小麦的价格涨幅更是超过140%。
国际米价高涨，但国内大米价格并没有上涨，东北地区还出现了“卖粮难”、甚至收购价格“下跌”的现象，国内农民种粮积极性逐年减弱。“自家责任田也就解决口粮问题，商品粮越来越多依靠种粮大户，大米现在只有集约化生产，走品牌之路才能获取更大的利润。”作为江西省十大农业龙头企业之一，万年贡米集团总经理蔡阳厚介绍说。
在万年县珠田乡，大部分村民外出打工了，当地一位种粮大户介绍说，“起码也得100亩的规模才有效益可言，尤其这两年农资涨得厉害。”
去年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省农业厅等部门组成农业产业化调研组，涉及范围有山东蔬菜业、河南粮食加工产业和江苏、安徽等4个省以及省内8个设区市。李开平介绍说，调研的目的是了解现今农业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大约70%以上的农户基本放弃了传统农业，这才出现农产品供应偏紧的状况。”
如此，由于市场原因农民自愿放弃传统生产模式，使得现代化规模生产成为可能。那么这种潜力有多大呢？新希望（爱股,行情,资讯）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一份呈交中央有关部门的6000多字报告中保守估计，如果生产规模扩大100倍，按照农村原先2亿个生产单位将减少到200万个，每个单位的销售收入至少增加110倍，收益增长150倍，中国农业产业化将大大加快，农民也将从根本上致富。
记者采访的专家和养殖大户基本上同意刘永好的观点，“现在一般养殖户规模都在200头左右才能盈利。”万年县农业局方树荣副局长表示，这个养殖规模基本投入至少也得20多万元，一般养殖户很难拿出这么多资金。
农村金融新政能否“救赎”农业产业化
众所周知，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存在诸多弊端，其核心是农民“贷款难”。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后，以盈利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这些公司纷纷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大量撤并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逐步向城市收缩并上收贷款权限，甚至长期承担农村地区最重要金融职能的农业银行也不例外。
“现在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国有金融机构，农民贷款特别难。”李开平说，除一些产业龙头企业享受每年国家给予的政策性补贴和专项贷款，真正满足更广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的贷款微乎其微。
近年，国家为了支持农业发展，对现有的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信用社改革、成立邮政储蓄银行以及3种新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等，其目的是为了引导资金流向农村。
一般而言，对于现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处于产业化“临界点”的农业，农户也许只有几千元或者几万元就可以开始生产。由于市场定位和历史原因，农村信用联合社对于农业产业化作用首当其冲。
记者来到江西省水产养殖大县——九江市彭泽县，当地一位姓张的养殖户介绍，以前信用社给予单户的养殖贷款一般不超过3万元，即使是大户也不超过10万元，由于水产养殖成本较高，仅饲料一项每年每亩的成本就在3500元，再加上增氧机、水泵等设备费用，“一般规模养殖50亩的话，差不多30万元，单凭养殖户自我积累很难发展起来。”
此外，农民在不具备银行要求的抵押物的情况下，联合担保贷款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当地信用社在对水产养殖行业的情况摸底后确认可以给予该县养殖协会提供联保贷款，那位姓张的养殖户说，“由协会成员自筹贷款担保基金，每位成员缴纳不少于3万元的担保基金，可以通过合作社取得担保基金4倍以上的贷款，一般养殖户贷款额度可以放大到12万元到40万元之间。”
对于这种“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担保公司+银行+农户”的农村金融模式，汪世彪也表示了认同，“我们生猪协会也已经把这个申请报告提交给省农业银行，差不多快批下来了。”
这种模式主要是基于《担保法》中规定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10%，即龙头企业或者合作社“以一当十”的贷款杠杆功效。据悉，国内学术界对于该模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刚正式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曾为此递交过一份《推广龙头企业担保公司，增加农民收入，缓解三农问题》的提案。
然而，李开平表示了疑义，“在现有的发展情况下，这种模式并不具普遍性，早些年江西也尝试过成立担保公司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但可持续性较差，前提是这个龙头企业或者合作社比较有实力，实际上没有几个农业企业能够一直强势。”李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这些成功案例更多具有“示范性”和“扶强做大”的意义，对于更为广泛的中小农业产业化企业操作性不强，其中关键还在政府方面。
万年县委书记陈荣高向记者透露，万年县生猪、贡米和珍珠三大产业已分别组成了产业集团公司，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要是条件成熟的话，可以考虑整合资源上市”。
对于农村金融“新政”，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新型金融机构寄予较高的期望。
据悉，在上述三种新型金融机构中，现阶段江西省仅有一家村镇银行——修水九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毛根发介绍，“村镇银行，听说了，也和一些县里的领导和银行讨论过这件事情，但是这类银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产业资本有严格的股权比例限制，肯定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有限制。”
毛的担心也暴露了金融制度上的“悖论”，即商业银行以盈利为目标，控股村镇银行不但出资还得背负所有债务，银行的责任和权益存在极大的不对等。可想而知，寄望商业银行积极地投资经营村镇银行是一种奢望，村镇银行对于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力有限。
加快产业资本融入农村金融，激活农村“沉睡”资本
在采访期间，很多农户对于农业产业化前景表示看好，但是都苦于没有资金。其实，问题“症结”并不是农村没有资金。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近日在谈及外资控制中国农业时对媒体解释说，“目前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两个难题，一是国家金融管制太严格；二是国家对农业企业支持力度不够。”
对于韩俊所说的“金融管制太严格”问题，李开平表示了认同，“其实现在农民不缺钱，缺的是‘太多’的钱没有地方用。”究其原因，依照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份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保守估计，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每年在8000亿元左右。”
若加上逐年累积，农民手里的资金是惊人的，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每年从城市流回农村的资金要么大部分用于建造楼房，而很多楼房常年空置；要么存放在邮政储蓄所，再从农村“抽调”到城市。很多接受采访的农户和养殖户都表示，这些“沉睡”的资金很少用于农业生产。
农业由于其基础产业地位，无一例外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发达国家尽管市场化程度高，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但是他们在长期发展农业实践中，始终紧紧把握着农民协会、规模加工、金融后盾三大利器，使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显现强大的竞争力。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世界粮食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如专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美国用玉米打垮世界”。
据悉，万年县政府去年曾组织一批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和农业系统工作人员赴上海学习先进经验，在谈及上海之行的体会时，很多学员认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国外农业协会除了组织农民和产品统一加工之外，更厉害的是可以办银行，把分散的社会资金引向农业。”
据悉，“农协金融”在解决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小农社会的“三农”问题和繁荣农村经济中功不可没。其中，韩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村金融业关系表现为，农协开设银行业务、信托业务、国际金融以及以农民组合成员为对象的相互金融业务，为经营规模小的农民提供信用保证业务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国的农协金融业中，基层农协的互助金融业发展最快，所占比重最大，在农业金融业中的作用也最大。
在唤醒农村“沉睡资本”的问题上，国内很多农业企业家和专家都认为，随着农村资金的回流和通过农民联合使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相应组织起来，农民就会由过去分散状态下被动地适应市场和盲目地结构调整，转变为主导市场和按照专业化生产要求进行分工分业联合进行协作生产。
对此，万年贡米集团总经理蔡阳厚认为，农村经济“资本”固然短缺，但是农村资金是充裕的，因此，可以尽量依托地缘、业缘关系发展和规范合作社，包括发展和规范合作金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