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费加罗报》5月31日至6月1日合刊发表文章，题目是“粮食危机不是印度和中国的错！”作者是法国国家农艺研究所农业经济学家克洛德·奥贝尔及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朗迪。文章摘要如下。
从2006年起，世界食品价格飞涨使人们的目光转向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使得肉和奶的消费量上升，同时也因为对饲料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显示出一种重要的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总统布什最近的讲话在印度引起尖锐的评论。
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两个国家进口粮食的份额占世界的15%，同时它们拥有世界人口的38%以及全球农业的55%，却只有世界可耕地的21%。国际舆论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粮食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然而，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会达到如此剧烈的程度吗？中国大量进口粮食了吗？印度对肉的消费量很大吗？
我们都清楚“饮食转变”模式: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百姓往往会从以含低价卡路里的谷物为基础的饮食，转向更多样化且富含肉、奶制品、水果和蔬菜的饮食。这一转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谷物的需要量增加(一旦消费者有钱吃饱肚子)，第二个阶段则是这一需要量减少，因为摄入了富含高价卡路里的食品。
正如上述模式所预测的那样，中国人吃粮食比以前少:2005年，农村居民年均消费谷物、富含蛋白质和淀粉的作物以及块茎作物210公斤，而1985年为258公斤；而城市居民仅为158公斤(1985年为209公斤)。随着中国在这种转变中前进，直接消费谷物在1985年为2.62亿吨；随后，这种消费首先在饮食转变的第一阶段增多，在1993年达到2.91亿吨；接下来，到2005年降至2.46亿吨。这样，中国肉的消费增加了。我们的估算是中国人均年消费肉类44公斤(其中猪肉占27公斤)。动物目前消费中国1/3的现粮。在近20年的时间里，这种向肉食的转变已完成，同时并没有损害粮食的自给自足率。2007年，中国粮食依然超产。
印度的数字表现出极大的不同。谷物和富含蛋白质及淀粉的作物在食品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农村居民在2005年至2006年度人均消费174公斤(1987年至1988年度为186公斤)，城市居民为147公斤(1987年至1988年度为159公斤)。不过，这种下降因肉的消费量稍有增长而抵消(2002年为5.2公斤，而1961年为3.7公斤，这一数字无疑被低估了，主要因为印度的宗教习俗)。总之，印度人摄入的卡路里下降:据我们估算，2004年至2005年人日均摄入2040卡路里，中国大概为2700卡路里。因此，印度远未达到理论上的食品转变模式，就好像印度在第一阶段尚未结束，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转变，也就是谷物消费已经下降，但肉或蔬菜和水果的消费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在2004年至2005年度，农村居民摄入的卡路里68%依然来自谷物，城市居民的这一数字为56%。
这种趋势确实很明显，随着印度的经济增长，高价卡路里(肉、水果蔬菜、奶制品)的摄入将增长。但是，如同其“中产阶级”的比例不应该被高估(不到10%的家庭拥有汽车)一样，评估饮食转变的速度同样要考虑国家还很贫穷，并重视现有的饮食文化模式。难道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最终像美国人或法国人那样吃饭吗？
结果是，印度已宣布它在2008年不进口小麦。前两年的进口有可能只是其国内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与谷物需求增加没有关系。关于大米，印度近年在不断出口。至于中国，除了大豆例外(2007年进口3 0 0 0万吨)，它的贸易状况令人欣慰，2007年还出口了500万吨玉米、3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米。
即便长期的趋势(对谷物的需求日益增长)不容置疑，人们还是难以看清印度和中国怎么可能会成为农产品价格飞涨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