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明州港海上航线略图
第四届国际茶文化节今天闭幕，很多市民可能会疑惑：宁波凭什么举办国际茶文化节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宁波也是重要的产茶区，绿茶产量尤其惊人。宁波出产的望海茶、瀑布仙茗、奉化曲毫、东海龙舌、望府茶、印雪白茶等，在品茗专家的眼中，有着很高的评价。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根据专家的考证，宁波还是我国海上茶路的起航地。
1.日本茶文化的源头在宁波
林士民是我市著名的考古专家，已经70多岁高龄的他有40多年时光是在考古中度过的。早年，他参加了对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并致力于越窑、青瓷研究。从本世纪初，他开始致力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2006年，宁波市茶文化促进会委托林士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支———海上茶路进行专门研究。
在接受了邀请后，林士民开始考虑如何着手研究海上茶路。这时，他偶然想到，2002年9月，为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在市文物保护部门的组织下，他与宁波其他专家李军、李英魁等10人到日本进行“海外寻珍”。由于佛教在宁波与日本的交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日本的佛教圣地成了寻珍团重点关照对象。在日本京都比睿山上，林士民发现了几株看上去非常高龄的茶树。据陪同的日方人士介绍，这里是日本最古老的茶园。
林士民马上联想到，中国是茶的故乡，就对这个茶园进行了了解和考证。结果让他非常惊讶：这里最古老的茶树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茶树籽就来自浙东，最有可能的就是宁波。原来，公元804年，也就是唐贞元20年，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随遣唐使来到宁波，并在浙东一带学习佛法。第二年，最澄经宁波港回到了日本，行囊里还夹带了不少茶树籽。林士民查阅《日吉神社道秘密记》等书籍发现：传教大师(最澄)首次传入茶籽(到日本)。这些茶籽种植的地方就是比睿山，山麓还竖立着“日吉茶园之碑”。
林士民立即从此入手开始研究海上茶路。他再次与日本有关专家联系，询问有关茶文化的情况，日本的中国茶文化评论家工藤佳治向他证实：宁波乃日本茶文化的源头。
回到国内后，林士民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查阅，发现最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茶叶和茶文化的对外交流了。因此，最终确认最澄是海上茶路的最早开拓者。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杨招棣先生也认同了他的看法。该研究会的另一名研究人员姚国坤还确认，最澄带走的茶籽是采自四明山。
2.茶文化交流僧人贡献多
在开始着手研究海上茶路后，林士民接触了大量有关茶文化交流的史料。这也让他发现，除了最澄外，在茶叶和茶文化的传播中，佛教和僧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注意到，唐宋时代我市著名的天童禅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瑞岩寺、金峨寺和开元寺等，既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根据《金峨寺志》载，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是该寺的开山祖，并制定了《百丈清规》，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范式。
林士民还专程到天童寺去考察。根据有关高僧的说法，在宋代天童寺中，还有一套肃穆庄严的寺院茶礼和茶宴。茶宴开始时，众人团团围坐，住持按一定程序冲沏香茗佛茶，依次递给大家品尝。冲茶、加水、品饮等都按教仪进行，所以“吃茶法”成为禅林的法语。 “吃茶”在禅人修行中就是坐禅、论佛。中国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大有的考证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日本誉为茶祖的荣西禅师(生活在我国的南宋时期，也曾到宁波学习佛法)曾用汉文写出了茶道名著《吃茶养生记》，书名中的吃字也原汁原味地保存着宁波方言的特点。可见，茶文化传播海外最初恰恰也是通过禅茶交融途径。韩国《茶的世界》杂志社主编崔锡涣认为，中韩茶文化交流史中，不能不提及的人物就是一名和尚———金地藏。他是新罗的王孙，曾在九华山种茶，名为金地茶。
3.宁波茶史可上溯到河姆渡时代
虽然已经可以确认宁波是海上茶路起航地，但林士民仍然有很多疑惑：传播茶叶和茶文化的重任为什么是宁波呢？为此，他又一头钻进了故纸堆。答案很快找到：除了宁波是一个港口城市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宁波是我国产茶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也盛产名茶。
茶叶、可可和咖啡是世界上三大饮料，而茶叶是其中最古老的。同样也很偶然，有一次在与一名河姆渡遗址研究人员的闲聊中，他得知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7000多年前就已有原始茶的遗存。这让林士民兴奋不已。他立即对《茶经》、 《宋会要稿》等史料及我市相关地方志进行了查阅，发现在唐宋时期，宁波已经是全国的名茶主产区。唐代“茶圣”陆羽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认为， “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这说明现今宁波的慈溪、余姚、鄞州等地，唐时就产好茶。
其实，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经历，对林士民来说非常宝贵。因为他已经不用再去考证，就已经知道从唐代开始，凡是中国使者、商旅出海都少不了带丝绸和茶，所以后来还渐渐出现了专门贩运茶叶的运输商团，形成了海上茶路。这些商人不仅贩卖丝、茶与瓷器，而且把越窑的茶具之类的器物带到了沿海各国。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茶具散落于他们到过的沿海港口城市和都市，现在大批出土的器物就是海上茶路历史的最好物证。
林士民相信，从一些国家及地区出土的文物史料证实，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东亚的日本列岛，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等地区，都是通过宁波将茶和茶文化传播出去的。他还认为，宁波出口大批茶叶是在十一世纪末或十二世纪初开始的，比广州等港口输向西方国家茶叶要早500年。
4.航路有三条最远到非洲
在茶叶出了宁波港后，又是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带着这个疑问，林士民把出土了越窑茶具等遗物的世界各地港口、都城遗址连接起来，从而找到了三条从宁波出港到世界各地的海上茶路。除了大家熟知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外，他还发现，另外一条航路最远竟到达了非洲红海沿岸，远远早于郑和下西洋，更不要说是哥伦布或者麦哲伦了。这一发现足以让人震惊，但首先却震惊了林士民自己。为此，他联系了众多国内外专家进行考证，最后很多专家不得不折服这个新的发现。
第一条，是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宁波港的海上茶路。
林士民说，这条航路非常容易看出来，因为目前在象山的新罗岙，临海的新罗山、新罗屿、新罗坊以及舟山的新罗礁(航海的航标)和高丽道头、高丽亭等名字，都与现在的朝鲜半岛有莫大的关系。同时，当年去韩国进行“海外寻珍”时，他还在当时往来宁波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张保皋海运商团驻地的清海镇港遗址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不少唐代明州茶具，如壶、罐、碗等器皿。
韩国韩瑞大学健康增进大学院茶学科硕士课程研究生姜宁玮也认为，9至13世纪的400年间，唐宋与高丽贸易往来主要以宁波为出入口岸，再溯余姚江，经钱塘江至大运河北上达汴京。
第二条，东亚的日本列岛博多津与宁波港的海上茶路。
这条海上茶路，林士民在2003年就已经隐约发现了。当时，林士民曾经去博多津港考察访问，发现港口的遗址博物馆清理发掘中出土了许多明州上林湖、东钱湖窑场生产的生活器皿，其中也出土了不少的茶具，例如茶壶、茶碗、茶杯、茶盏托具、茶盘和各类茶罐。
而在日本国北疆平泉(今年将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考察时，林士民不但看到了盖有“明州城下吉祥院大藏经”朱印的经书，而且在柳之御所等遗址中，看到了出土的龙泉窑、福建窑等窑口的茶具。
第三条，是宁波港远洋航线的海上茶路。
近年来，东南亚各地越来越多地挖掘出来自宁波的越窑茶具，因此林士民也把目光从东亚转向了那里。通过有关学术著作，以及与当地专家学者的交流，他得知澎湖列岛港口新发现了南宋晚期到元代的浙江龙泉窑与福建窑口的不少生活用器，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茶具；在印尼爪哇岛港口的黑石号沉船中出土了250多件著名越窑的器物，其中一部分是茶具；在印尼爪哇井里汶的井里汶沉船遗址中打捞出20多万件的五代及北宋时上林湖、东钱湖烧制的越窑青瓷器，据考，这么多的器物就是从明州港出运的。这些青瓷器中，仅碗类就有8万多件；非洲埃及故都福斯塔特，在遗址中出土了越窑最具有特征的唐玉璧底、撇圈足等茶碗……
把这些地名串联起来，再经过适当的考证和研究，林士民就得到了海上茶路的第三条航线。但这条茶路比较复杂，其中又分为好几条支路。但它们都是从宁波港出发，经三佛齐(印度尼西亚)这个中转大港，经过东南亚、南亚等国港口，到达亚丁、三兰(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其中最远到达勿斯里(开罗)。
5.宁波三江口撑起海上茶路
林士民最骄傲的还不是考证出了第三条航路，而是找到了海上茶路的具体起航地点。
茶叶从宁波通过海路走向世界，这似乎已经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公认。但具体的起航地到底在哪里，却仍然没有专家深入研究，几乎所有论文都泛指明州(即宁波)港。从去年开始，林士民对此进行了艰苦寻找。一年来，他研究考证了大量的文物考古资料和文献，并多次对宁波沿海及甬江沿岸各港口进行实地调查，最后确认，这个起航地就在今三江口一带的海运码头。
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林士民就已经发现，三江口不但是阿拉伯、波斯、日本、高丽等外国舶商物资交换之地，而且也是国内南北货舶转运、贩运的主要市场。江厦市肆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走遍天下，不如明州(宁波)江厦”就在人们的口碑中流传下来了。同时，正因为日本、高丽、东南亚、阿拉伯、波斯地区商人聚集于市舶司(务)城门四周，当时东渡门内不但有波斯人聚居的波斯巷，而且还把他们信仰的宗教带到了明州。
1979年，林士民带领考古人员对位于东门口的邮电大楼地段进行了发掘，在邮电大楼下发掘出了石砌码头。直到今天，林士民回忆起当时发掘的情景还是十分激动。他说，当时挖了没几天，就挖出了较完整的宋朝码头，不久又发掘出了较完整的宋船。这也说明，三江口在宋朝时非常鼎盛，并且是当时海上茶路唯一的起航地。
在4月25日举行的海上茶路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对这一新发现也表示了莫大的兴趣。来自北京大学日语系的副教授、专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滕军说，据她所知，三江口在宁波海运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她赞同林士民的观点。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茶文化专业主任关剑平也认同了这一看法，他说三江口自古就是宁波最繁华的港口，因此海上茶路从那里起航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