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三世界国家，不仅要给它们一纸民主政治宪法，更要帮助它们改变社会结构，使它们的社会产生出对民主政治的真实需求。也许如同中国一样，在更大的政治改革之前，它们也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某种空间。这也许是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
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国际范围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高粮价这只猛虎终于出笼了，引起国际社会一阵阵惊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平稳发展了数十年，但农业经济竟成了世界经济的短腿，以至粮食问题开始影响一些国家政局，甚至开始冲击世界经济秩序。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教训。
粮食安全不是吓唬小孩的话
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够维持53天。这只是一个平均水平，有的国家的形势要严峻得多。如果国际社会不通力合作，局部国家或地区的饥荒现象将蔓延开来。对目前这种局势的到来，我们未曾形成共识。
几年前，剑桥大学印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个理论传播很广，说大饥荒的出现总是由人祸引起，而非天灾导致。一般而论，这个观点是对的，但人们对这个观点很容易发生误解。从世界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技术水平看，世界农业向国际社会提供足够消费的粮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粮食供应的理由。人们所忽视的是，制度变革是一个慢变量，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人口变化和消费增长却是一个快变量。实际情况是，还没有等到制度调整好，粮食供应就发生了问题，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世界粮食供应问题主要发生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一些西欧小国，它们的贸易优势使它们有能力换回需要进口的粮食，国内粮食供求得以平衡。但在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在政治上有一纸民主宪法，社会结构却是部落化的，统治阶级依靠垄断少数几个经济部门过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现代性因素的注入并没有繁荣农业，也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福利。西方大国的利益集团更关心攫取他们的资源，并没有认真帮助他们改变社会结构。阿马蒂亚·森讲的制度变迁对它们太过遥远，“人祸”的改变成了一个慢变量，人口自由增长却在持续加快，关乎大众生活的基本食品供应就没有保障了。
在世界粮食供应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国能够保持自己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得益于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持续警觉以及千方百计的努力，也仰赖中国社会所内涵的文明程度。比较而言，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我们的确发现自己有不少不该自我鄙薄的东西。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农业续接了两个奇迹。第一个奇迹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是土地承包制推行的贡献。近10年中国人口增加了1亿，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多，而实际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口增加了3亿之上，农业的土地投入在减少，劳动投入也在大大减少，但我们的粮食生产却稳中有增。这个奇迹一靠农业的专业化，二靠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根本上是靠资本投入的增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无庸置疑，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中国农村经济领域的商人不仅在促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也在传播农业技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肯学文化，又勤奋吃苦，为世界所仅见。这些因素造就了中国农业在土地承包制效力式微的情况下发生了第二个奇迹。我作为农村经济的研究者，也十分惊讶，仿佛一梦醒来，中国就出现了多个如300万亩的土豆生产基地（甘肃），500万亩蔬菜基地（山东），800万亩的苹果基地（陕西）以及数千万亩的优质小麦基地。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农业问题，但不妨先肯定我们的一些成绩。
我们在几年前也以为中国的粮食供应短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幸亏一些信号引起了高层的警觉，致使政策得以调整。过去5年政府的农村工作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在中国，粮食安全也不是吓唬小孩的话，道理简单，纠正土地浪费的制度变革是一个慢变量，农业技术进步也是一个慢变量，而消费增长是一个快变量。浪漫主义错误的根子是忽视变量的时间差。所以，计划生育和耕地保护这两个基本国策实在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