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他老人家对奶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将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奶业继续推向前进，造福人民，造福子孙后代，以奶业健康发展的实际行动表达对王震将军的永恒缅怀。
王震将军——新中国奶业的开拓者
中国奶业协会理事长 刘成果
一、王震对奶业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理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直到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牛奶，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牛奶供应十分紧张。小孩、老人、高级知识分子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市民们经常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反映牛奶供不应求的情况。毛主席和周总理将数十封反映牛奶供应紧张的人民来信，批转给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并嘱咐王震同志要抓好牛奶生产，增加奶品供应，解决百姓特别是孩子的吃奶问题。王震将军接到批示后，首先是大力宣传，几乎是逢人便讲毛主席说：“要使我国人民健康，娃娃们长高一寸，只吃大米和苞谷是不行的，就要多喝牛奶，我国要大力发展奶牛。”而且还到处宣传，我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来抓奶牛生产，牛奶供应紧张，我非常着急，内心十分不安，希望大家都能积极主动地支持养牛业的发展。
一九七三年，王震同志准备为周总理写份准确反映奶牛生产状况的报告，找来了北京市的赵海泉、张邦辉、姜华等几位专家座谈，王震说：“毛主席叫我抓奶牛，我要写个报告给总理，请你们来充实一些内容”。谈话中，王震从奶牛养殖技术谈到牛奶营养，以及对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性，滔滔不绝。由此可以看出王老对奶牛业的高度关注以及对奶业发展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理解。
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北方奶牛育种协作组在天津召开座谈会，王震同志在会上强调：“我们的娃娃要都比我们这一代长得高，因为是喝牛奶的关系。日本人现在的一代人身体增高，因为他们喝牛奶多。”他还强调指出：“养牛多了，粮食秸秆可以通过牛腹还田，这是农牧有机结合吗！”他还再三叮嘱：“大家共同努力，把奶牛业抓好，我就是通过你们去抓好奶牛。”王震同志这些语重心长的讲话，给在场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大家发展奶牛业的信心。
一九七七年十月，王震给江西省委副书记黄知真同志的亲笔信中明确指出：“必须加速乳肉牛的发展，以适应农业机械化后耕牛用途之变，而牛乳制品加工极为重要，是婴儿及特军兵种、重工业工人极需的。”
一九八二年，中国奶业协会的前身，中国奶牛协会成立时，王震将军不顾年逾古稀的高龄，亲自出马担任第一届名誉理事长。这个实际举动，足以证明奶业在王老心目中的极端重要性，甚至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八三年，王震同志在给时任农业部长何康同志的信中再三强调：“发展奶牛……是为中国人民膳食结构的改变”。
一九八五年，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王震同志到北京郊区的北郊和永乐店农场视察，反复强调：“周总理生前嘱咐，要把奶牛搞好，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落实，为子孙后代造福。”同年，王震在给当时农业部副部长刘江同志的信中指出：“改良土壤，养牛是一个好方法。”
一九九零年八月份，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黑龙江垦区看望老铁兵、转业官兵和北大荒人。正值黑龙江垦区为国家提供一百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在国家原则立项，为进一步统一垦区思想，动员全部力量，我恳请王震副主席题写“为建设一百亿斤商品粮基地而奋斗”，王老接过我写的代拟稿后，不时摇头，反复斟酌，不肯动笔，大约有20分钟左右，突然说：“成果同志拿钢笔来”，我把钢笔递给他老人家，他认真地在草拟稿上修改，最终是在商品粮后加上了肉、奶、糖等多种商品的字样，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王老迟迟不动笔就是因我的代拟稿内容存在粮食单一的思想，他老人家加上肉、奶、糖等多种商品这几个字，既体现王老长期倡导的农垦综合经营的思想，同时也说明奶业在他脑海中的位置是根深蒂固的。使我和在场的同志们对王老更加钦佩。
二、依靠科学，大力支持奶牛育种
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农林部科教组王伟琪同志根据我国奶牛生产的实际，建议并组建了奶牛育种协作组，以便改变我国奶牛品种差，产奶量低，干物质含量少的落后局面。因为品种对奶牛生产全部因素的贡献份额达40%。王震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顶着“以生产压革命”、“唯生产力论”、“支持反动学术权威”等种种帽子，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积极支持协作组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展。当年十月在北京召开奶牛育种和推广冷冻精液技术座谈会，成立奶牛育种协作组会议时，他因事不能到会，但委派秘书伍绍祖同志亲自参加会议，既是为了了解会议情况，更是体现重视与支持。一九七三年，育种协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天津召开，王老亲自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抓好奶牛生产，增加牛奶产量，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身体素质。”
一九七五年，协作组在西安召开第三次会议，王震虽未亲自出席，但让秘书打电话给会议，表示支持并致祝贺。一九七七年育种协作组第四次会议在黑龙江省安达市召开，王老又亲自发去贺电，以示支持。中国奶牛育种协作组就是这样在王震将军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虽然工作环境不好，但由于有王震同志的关心和支持，经过协作组人员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终于在1985年育成中国黑白花（现名中国荷斯坦）奶牛新品种，并先后获得农业部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品种的育成，对我国奶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七三年的一个星期天，王震同志去北京市种公牛站，当从技术人员口中得知他们采用冷冻精液配种技术后，十分感兴趣，不仅深入了解这项技术的工艺和原理，同时指示在场同志，要抓好这项技术的推广工作，使全国奶牛育种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为加快奶牛发展，提高育种质量，王震指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宪同志，可以从日本引进部分奶牛，并亲自出面和日本友人联系，在王老的直接关怀下，一九八四年从日本引进200多头奶牛，放在北京郊区的永乐店牛场饲养，王老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去农场视察这批牛的饲养情况，并嘱咐农场一定要把这批牛养好。后来，北京市农场局又按王老要求，多次从芬兰、丹麦、荷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引进一批优质奶牛、冻精和胚胎，对提高我国奶牛的育种水平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三、抓奶源基地建设，培养龙头企业
王震将军深知，没有巩固的奶源基地，就不会有稳定的乳制品市场供应。所以王老首先从抓奶源基地建设入手，为奶业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他老人家最先起步就是抓北京市农场局的郊区农场，自五十年代后期，就多次深入到京郊奶牛场和干部职工座谈，了解奶牛生产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一九六二年，王震同志了解到奶牛场职工口粮偏低，饲料供应不足的实际情况后，一方面嘱咐北京市政府要给予支持，一方面及时向国务院反映情况。随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就要求财政拨款3000万元，支持北京市奶牛的发展。同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主持大会，向北京市农场局奶牛饲养场的职工、干部进行慰问，把奶牛场职工口粮标准由每人每月38斤提高到46斤，并解决了饲料供应（以奶换料）和饲料地等问题。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职工，调动了各场发展奶牛的积极性，先后又建起了40多个规模奶牛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间，每年递增牛奶500多万公斤，有效缓解了北京市场牛奶供求矛盾。与此同时，还在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哈尔滨、广州、昆明等大中城郊区农场建立一批奶牛场，并有相应的配套加工能力，形成当地乳品的供应基地。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国营农场饲养奶牛增至19万头，总产奶量3.9亿斤，大城市奶品供应量国营农场占80%以上，供应紧张局面逐步趋于缓和。
一九六三年，王震部长亲自部署，在黑龙江八五一一农场建立以奶牛为主的实验基地，并定为农垦部的实验场，王震部长直接出面和上海等农垦局联系牛源。后来从上海选定了345头（其中有种公牛5头）优质奶牛，东北农垦总局（现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前身）决定派时任八五一一农场场长的张源培和技术员欧阳敏同志负责前往上海办理此事。当时，王震部长恰好在上海休养，亲自接见了张源培和欧阳敏同志，并当面指示：“要建立畜牧基地，发展食草型畜牧业，在密山至虎林沿线重点发展奶牛业。”在王震将军的亲切关怀下，上海这批奶牛于一九六三年八月顺利运到八五一一农场，奠定了黑龙江垦区奶牛业发展的基础，开辟了奶牛业发展之路，现在黑龙江垦区已经发展到存栏30多万头荷斯坦牛的优质奶源基地。
在发展养牛的同时，即按王震部长的指示，在养殖的基础上发展乳制品加工。一九六四年就在畜牧队成立加工班，用人工熬制的办法提炼奶油。接着，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在奶品加工班的基础上成立乳品车间。同年九月，决定在乳品车间的基础上组建奶粉厂，十月一日破土动工，在东北农学院骆承庠教授的帮助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就生产出第一批奶粉。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采用真空浓缩压力喷雾方法生产出合格的加糖全脂奶粉，正式命名为“完达山牌”。现在完达山乳品已成为全国名牌、免检产品，朱镕基总理品尝后当场叫好。和“完达山”相同的还有上海光明、北京三元、广东燕塘、重庆天友、沈阳辉山、昆明雪兰等全国及地方知名品牌，都是在农垦部和王震将军的关怀支持下，在农垦系统自有奶源基地基础上培育和成长起来的龙头企业与知名品牌，为新中国奶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和示范作用。
四、王震对奶业发展的几个重要思想
一是提倡发展乳肉兼用型。 一九七七年，王震同志给江西省委副书记的信中说：“南方条件很好，可以种饲料舍饲乳肉兼用牛。”一九八三年三月中旬至四月初，王震同志三次在广州接见江西红星垦殖场的同志，并明确指示：“要发展小公牛的饲养，要用代乳喂，少用牛奶喂”。一九七九年七月上旬，王震同志在上海视察，把江西抚州地区和红星垦殖场的同志叫去先后四次谈话，其中明确要求：“你们红星要把小公牛养起来，把肉牛搞起来。”王震同志发展乳肉兼用型牛的思想，对今后我国奶牛育种方向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二是提倡种草舍饲。 一九七九年，王震对江西红星垦殖场场长李汝庆同志交待：“你要好好研究养牛，就是舍饲，种好饲草，搞高产，然后用切草机，打草机加工，还要培养一批养牛的工人”。“农业部调给你们的燕麦草很好，地一定要下重肥，还要种一点黄豆、豌豆，搞好了能收1万斤鲜草，籽实也能产五六百斤，条播、撒播都可以，但要播匀，盖细土。”一九八二年十月份至十一月份，王震对红星垦殖场的同志说：“青饲料生产方面，我在七排时种红薯，一亩地收上万斤藤和薯，可以先种一些大麦，青割万把斤，再种红薯，橡草可少种一点，也可以冬种大麦和萝卜、冬甘蓝间作，再加青割玉米和红薯，玉米要密种，一亩种万把棵，一收割就种红薯和密插薯芽。一头牛一天吃80斤青料，一年三万斤，加一些稻草，一亩地产3万斤青料可以养一头牛。现在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种草舍饲，已经成为奶牛饲养的主体方式。
三是提倡农牧结合，生态循环。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王震同志又对江西红星垦殖场的同志说：“猪、牛场都要大搞沼气，这样肥料集中，肥效提高，不仅可以用于烧开水，还要用于煮饭。”同年十二月，王震同志给该场全体干部职工的信中指出：“你们进行的利用红土壤三亩地养一头牛的试验，采用大量牛粪改良红土地，合理使用化肥的科学试验，取得了成效，这对其他地方来发展养殖业，能起示范作用。”一九八三年，王震同志又对红星垦殖场的同志强调：“一定要把沼气搞上去，要认真地搞，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搞好了可以节省许多柴禾、煤。”一九八七年，王老给农业部刘江副部长的信中再次强调：“江西红壤改良，养牛是一有效方法。”在一九八九年，王震同志就强调：“以后有大量牛粪尿，有机肥多了，就可以大量节约化肥”。并指出：“用牛粪，可以解决有机肥问题，你们有这么多猪，这么多牛，完全可以搞，还可以种些黄豆，这是养地呀”。“还要在牛场搞两个沼气池，轮换使用，解决能源问题。”王震同志这些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思想，完全符合现代奶业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规律。
四是提倡发展联合企业。 一九八二年，王震同志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发展养牛业研讨会议期间，对江西红星垦殖场的负责同志发表了许多讲话，其中：“要和省外贸合股经营，大家协同生产，大家分利润，搞成联合企业，有一、二万头牛的联合企业。”王老二十多年前要求的搞股份、搞联合，正在变成现代奶业建设的现实。
五是提倡尊重科学，尊重人才。 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王震同志就提出发展奶业“要搞点智力投资”，并对江西红星垦殖场的李汝庆同志说：“老李，你带了几个研究生？要多带几个，要多培养人才。”后来又针对胚胎移植技术开展情况提出：“奶牛胚胎移植技术搞成功了，可以给点奖励，还可以盖点阔气的房子，给有功的人住，鼓励他们多出成果”。前文提到的畜牧专家张源培同志为黑龙江垦区奶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北大荒的奶牛之父，在文革中含冤去世，年仅49岁。王老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心地说：“他是一位畜牧专家，过早去世，是垦区的损失。”一九八二年，在中国奶牛协会成立大会上，王老深情提议，全体代表为张源培同志表示深切怀念，全场肃然起敬。
除此之外，王震同志关于发展奶牛要搞机械化，发挥农垦示范作用，带动周边农民，实现连片规模化饲养，要搞国际合作与交流等重要思想，都极富远见，这些思想对现代奶业的发展仍具现实指导意义。
